金鐘：回到中國文人傳統

去年九月聽說李南央的書（《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在上海出版，反映甚好，但中途被禁，她正計畫在海外出版。因為她那篇話說母親的文章最早是發表在開放雜誌上的，我們當然很樂意這本書在香港出版一個完整的繁體字版本（大陸版不可免會有某些刪節）。取得南央同意後，她寄來書稿。但緊接著中共十六大權力換班和伊拉克戰事接踵而至，加之餘傑的一本文集也正在趕製中，本書的編輯進度便比預計遲了一些。

回想我們和南央的交往已有十年。一九九三年，她寄來回憶父親的文章，即本書的《長長短短談父親》，在大量類似文章中是感情最真摯、描寫最動人的一篇。九四年二月，她寄來第二篇文章，即《和父親的一場公開爭論》，當時發表的題目是「中共與納粹可否並論？」列為該期「首選」。我們確實被文章所描述的事實震動了。看過很多海外的研討會，學者們總是坐以論道揭不開學術包裝的外衣，道破本質，南央卻能以她的率真和勇氣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中共的統治比之納粹有過之無不及，其「痛快淋漓」，可以讓人聯想到當年她父親在「御前辦論」中，不媚上，舌戰群雄，力陳三峽上馬之不當，得到毛的激賞，當場任命他做自己的秘書的情景，而南央在美國那個研討會上得到的是「最熱烈的掌聲」。

到了一九九七年冬，南央寄來第三篇文章，即本書的主題《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我們一看，不得了，一篇比一篇精彩。如果說第一篇是女兒透過父親悲苦遭遇拾回父女情的內心哭泣，第二篇顯示女兒在理性上的成熟，這種成熟已擺脫兒女情長的羈絆，甚至在會上演出父女駁嘴的一幕，那麼，第三篇就是落霞與孤鶩齊飛，情理並茂，雙管齊下，描述了一對男女，一個家庭，在毛澤東專政不斷野蠻化過程中的命運。一名才華橫溢的書生被貶辱、被踐踏了四十二歲到六十二歲的生命精華；妻子則早已在延安的恐怖整風中，被洗了腦，脫胎換骨，甘願為黨出賣一個又一個親戚；女兒南央失去了父親，成為母親家庭鬥爭對象，在絕情的家庭與社會裏掙紮成長。毛時代結束，父女新生，母親卻冥頑不化......而故事的縱線又貫穿了毛統治下三個最具指標性的事件：延安整風、廬山會議與文革浩劫。更罕見的是故事涉及的人物，既有家族的群像，也有黨國要員，包括一位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搞過「共產共妻」，至今不甘寂寞的左王。

於是，我們決定不惜篇幅二萬餘字一次過刊出（《開放》一般文稿限制在二千餘字之內）。刊物面世，在朋友圈中，聽到不少讚譽。我把反應告訴作者南央，但在刊物上組織討論的想法，卻未能做到，因為我們要應付的新聞事件太多，版面、精力都不夠。不料，對文章的討論卻在大陸悄悄展開。湖南《書屋》雜誌轉載南央的文章後，其他雜誌、小報、網站也跟進報導，故事的傳奇性，引起讀者很大興趣，《書屋》等媒體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據說文章的主角範元甄及鄧力群等人都已看到了我們發表的原文。

一篇文章從香港到內地，引起對一個逝去的時代及其餘音的沈重反思，這就是這個少見的文化現象的來龍去脈，也是作者編成這本文集的初衷。作者又選編了若干反映她和她的父母的身世背景材料，便使得她描寫母女關係的故事，更顯深度與豐富。因考慮海外市場的需要，我們只對個別文章作了刪縮，除文章編排、插圖及部分標題的技術性處理外，內容均與上海版一致。

大陸有讀者把李南央的這本書比照蘇聯的《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加以閱讀。我們守望在香港二十餘年，年復一年期待著中國作家對一九四九年以來那段飽受災難的歷史作出見證，期待著無愧於世界文明之林的傑作問世，但看到的只是屈指可數的幾本暢銷書。那麼多高級幹部紛紛謝世，沒有留下一本「赫魯曉夫回憶錄」，那麼多知識份子九死一生活下來，沒有見到「日瓦戈醫生」，也沒有見到「古拉格群島」，中國作家們征途上的障礙實在太多，包括外在的與內在的。

或許我們的文化傳統缺少一點征服天下的野心。胡適先生提倡傳記文學，希望每個人到四十歲寫出自己的傳記故事，他以身作則寫了如敘家常的《四十自述》。就此而言，李南央是傳記文學的優勝者，就像她在中學屢屢名列前茅一樣，以一位高能加速器工程師寫出如此不弱於當代任何一位中國作家的好文章，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留下沾滿血淚的一頁，顯示她是父親的好女兒，是讀者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崇尚真實、忠於自我、不迴避生活中任何尖銳挑戰的好作家。

正如學者單少傑所說，李銳父女的著作是國史也是家史。他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民族，「以史為國本」，但如今患上「老年性健忘症」。一個民族失去記性，就失去血性，長此以往，這個民族尤其是它的權勢人物就會變得越發寡廉鮮恥。

今日中國正是如此。因此，我們必須回到中國的文人傳統，而不是為了甚麼諾貝爾獎的虛榮。中國的文人傳統就是從司馬遷到文天祥到胡適的傳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通常說的「不信青史盡成灰」的搶救歷史精神，只求傳真和永存。李銳在毛皇帝手下，以親信秘書而因言賈禍，但九死而不悔，直到八十六歲高齡的今天，仍以其忠貞之士的形象，直言批毛批鄧，力倡廢除獨裁製的「一把手說了算」。已經跳出思想牢籠並在西方就職的女兒，繼承乃父之風，說出了許多人仍受體制約束，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她不必有父輩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壯烈情懷，她只要如實道來，皆成文章。她的文章雖富於戲劇性（相信是未來影視舞臺的好題材），但任何在那個時代、那個體制中活過的人，都會有似曾相識的認同感，從而激起人性深處的共鳴。

我們以發表李南央的文章，出版她這本書為榮，誠盼李南央的故事能夠打開那些層層保密的官方檔案，釋放沉睡的心靈，利用當代傳媒的力量，把我們民族深重的災難變成「深厚的人文資源」，以慰逝者，以啟後人，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才不是一句空話。（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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