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发表了郑贻春先生的文章《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再次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
发生在去年年初的SARS瘟疫，以及由于江泽民刻意隐瞒SARS疫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民众认识到剥夺最起码的“知情权”可能给自己生命带来的威胁。紧接着，有关孙志刚案、强制拆迁户的上访乃至自焚抗争、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运动等，也都方兴未艾。胡温当局在对待这些维权抗争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有别于江泽民的措施，因此一些人把2003年称为中国公民的维权元年。
谈到维权，就不能不谈论中国大陆最广泛和最持久的维权运动──法轮功的信徒争取自己信仰自由的和平抗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维权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刘晓波先生曾经在《民间维权运动的困境》一文中说“法轮功作为半信仰半健身的气功组织，本来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主要是满足了普通百姓的强身健体和社会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泽民政权的野蛮打压和法轮功信徒的顽强反抗，使之演变为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然而，“法轮功维权因过于敏感而罕有社会精英敢于公开关注……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界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的集体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法轮功与其他维权运动有着显著的不同。在中共当局看来，由孙志刚案引发的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只会给老百姓以政府正在慢馒变好的希望，解决强制拆迁户的问题和给与乙肝病毒携带者应有的权利，至少暂时都不会危及到江泽民的地位和“安全”。但是法轮功却是近年来江泽民最大的血债。恢复法轮功的合法权利，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上千名甚至更多的法轮功信徒是在江泽民的这场镇压中被活活打死、被各种酷刑折磨致死的，那么当局该如何回应法轮功要求依法惩办凶手的要求。孙志刚案牵涉的收容遣送人员只是专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把他们枪毙以平民愤不会影响到江泽民的利益，但是法轮功在抗争中一直把矛头紧紧指向镇压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还在全球各国到处起诉他。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从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罗干、吴官正到省部级大员刘京、周永康、刘淇等等，都在法轮功要求惩办之列，中共当局要不要把这些人都绳之以法？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们都能看到法轮功事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他的维权运动已经超越于某一个阶层的某一种诉求，而是遍布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界人士对于最基本的信仰自由的争取。可以说，江泽民不断地加大镇压力度把法轮功变成了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大事件。这个事件的走向，对于江泽民来说就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对军委主席的位置不敢须臾放手，因为他太担心那上千条人命、数十万被关在劳改营受到洗脑和酷刑的法轮功信徒向他讨还血债了。因此，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对敢为法轮功说话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商量和妥协的余地，也没有任何擦边球可打。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践踏法律的地方，得罪了手握枪杆子的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大陆有很多敢言的知识分子，可以对当今的制度乃至共产党本身进行严厉批判。对于最知名的人士，中共也许是出于国际形像的政治考量而给予他们一定的言论空间。但是法轮功问题一旦提出，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也就算“越线”了。最典型的就是网络作家杜导斌先生，他曾经在海外发表过数十篇批判专制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文章，但一直平安无事。直到他发表了揭露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为法轮功呼吁的文章《良心不许我再沉默》，结果被逮捕，现在仍然关押在监狱中。即使在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未予起诉的情况下，江泽民的喉舌新华网却在法庭审理之前充当了一回“法官”的角色，称杜先生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大纪元最年轻的专栏作家杨银波先生在《杨银波致《静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中说“尤其是当几乎所有恐惧都被自己战胜，然而却在法轮功维权案例上仅仅止于较低层面的呼吁与呐喊时，这种强烈的失败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挫折，它源于面对‘禁区之禁区’的‘恐惧之恐惧’。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我被迫丧失了作为‘人’的‘发现的权力’、‘发现的自由’与‘发现的能力’。”
杨银波先生自我反省的勇气令我非常钦佩，敢于说出恐惧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大声疾呼，那么他就克服了内心对江氏暴力机器的最大恐惧，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吓阻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话题会成为他们讨论的禁区。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畏”使他们的尊严和良知变得真正完整起来。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恐惧时，他们却带给自己最大的安全，因为当他们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和民众听见，并形成一个很大的群体时，当局就越来越不可能用对付杜导斌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然而最先说出自己的恐惧，并为法轮功呼吁的知识分子却在冒着最大的风险，这成就了他们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可以说杜导斌、杨银波、郑贻春，以及余杰、东海一枭、刘晓波、赵达功等人就是带领中国维权运动走出恐惧的先行者。
郑贻春先生除了揭露迫害的残酷性之外，更提出“为消除江泽民祸国殃民的罪恶，必须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必须对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给予应有的国家赔偿。江泽民及其领导的罪恶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向包括“真、善、忍”信奉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表达他们对于自身罪恶的应有忏悔！”表达出民间知识分子对法轮功的认识已经超出“停止镇压”和“平反”的层面。忏悔并在法律层面真正追究迫害者的责任才能警示后来的人不要重蹈覆辙。
祝愿中国大陆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能够在维权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稳健，让类似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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