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万花筒:大块楼

作者:江岩声 发表:2004-03-24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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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住过的那个江南小城,有两栋用大型砌块盖成的四层楼房,人称“大块楼”。大型砌块就是用水泥加矿渣制作的混凝土砌块,A2纸大小,灰色,看着像大块的臭豆腐乳。两栋楼都是那种方头方脑,像个巨型火柴盒子似的所谓包浩斯建筑。建筑学上认为,包浩斯建筑代表了平等均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简洁纯朴的平民建筑风范。这当然是西方人的“认为”。在西方国家里,城市建筑风格五花八门,偶尔出现几栋包浩斯,有耳目一新之感。可是,当一座城市除了包浩斯,没别的式样的楼房时,你就会觉得那城市单调乏味,像座兵营。那个江南小城就是这样一座“兵营”。只不过,在成排成列的红砖包浩斯的包围中,突然出现两栋砌块不同、灰不溜秋的建筑,在视觉上就比较特殊。“革”期间,你要是来到我们市,想找那两栋楼的话,无需出示区名楼号,只需随便找个路人,问“大块楼在哪儿”,十有八九能得到正确答案。

  这两栋楼,坐北朝南,相距三十米,北面一栋编号为七号,南面一栋编号为八号。每栋楼有32个单元,平均算下来,两栋搂共住了64户人家。用平均一词,是因为有的单元住了两户,有的一户住了两个单元,例如大公司的经理和书记。他们都住在七号楼的东门洞,是隔着楼梯间的邻居。他们的楼下住着政治部主任,楼上是大公司机关党总支书记。总之,那栋楼住的都是大公司的首脑级人物,级别最低的也是处长。在南面八号楼住的,除了两个处长以外,其余都是机关的一般干部,像科长、科员、工程师等。这两栋楼的干部分布,依级别而论,除了北高南低以外,还有一个特点,东高西低,因为东面靠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交通方便,向北300米可到大公司,往南300米可到设计院;而西面靠着一个高土坡,阴暗潮湿。所以,像“大块楼”这类包浩斯建筑在那时的中国,并不能让人想起“平等均富”这四个字来。

  我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前每月拿一百多块钱的那种老工程师,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前面提到的“大公司”就是那个建筑公司的总部机关,有许多科室。该公司下设六个分公司,总共有七千职工,但像我父亲那样的工程师不超过20。也许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缘故吧,我家住在八号楼的三层,而且是东门洞。我家楼下是个处长;处长的楼下是科长。一般认为,在一栋四层楼房里,三层不如二层,但比一层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福利待遇应该是在科长之上、处长之下的。当然,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了。

  从1965年到1971年,我在“大块楼”度过了六年的时光,从一个10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16岁的年轻人,不,一个老人。这里的“老”,是老气横秋的 “老”,老于世故的“老”,老奸巨滑的“老”,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是的,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我好像从一懂事就老了,就知道见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逢人开口笑,过后常提防。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我无法把那段日子和阳光联系到一起。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光是灰色的,一如那些大型砌块。

  说来奇怪,我对“大块楼”前尘往事的回忆总是从我家楼下的处长开始。“文革”期间,他是那两栋楼里第一个死掉的人,死于自杀。那应该还是在“评《海瑞罢官》”期间,“文革”还在山雨未来风满楼,他却未雨绸缪,先走了。他家两个儿子都是我的朋友,一个比我大一岁,叫为群;一个比我小一岁,叫为东;另外还有一个小几岁的女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一大清早,我们楼下忽然四处布满了背着卡宾枪的民兵。我从三层楼到二层楼的楼梯间的水泥格窗往外张望,心里非常紧张,以为是来抓我父亲的。我一直觉得父亲像个国民党特务:瘦削脸,戴眼镜,穿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装,脖子上围一条米色的围巾。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们家的成份不好,是地主;父亲有托派和叛徒嫌疑。叛徒就是甫志高,这我很清楚。父亲那副长相和打扮就像甫志高。但是,托派是什么,我不知道。

  民兵没有上到三层来。和我住同一层的朋友小忠子告诉我,是楼下为群家出事了。我们一起下的楼。到了二楼,有民兵站岗,不能近前。只好下到楼底,仰头朝上看。为群家门开着,一些人进进出出。为群妈是个小学校长,个子不高,皮肤很白,那天眼泡是肿的。为群兄弟俩都没露面。除此而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为群是我们那楼上几个孩子的头儿。平时到哪玩儿,玩什么,我们都听他的。他人长得白净,文雅,从不说脏话,也不和人打架。后来得了慢性肾炎,失了学,长期养病,就不和我们玩了。他住院期间自修了许多马列主义教程,水平很高,据说病房里的大人都辩不过他。“文革”后恢复高考,他缺课太多,没参加高考,在一个厂里当工人。

  为群父亲死后,他家给调搬到七号楼西门洞二层一个单元里,房子少了一间。我家楼下就换了主人。户主仍然是个处长,保卫处的,来自淮北蚌埠。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和我三哥同岁,67届初中生;老二是个女儿,和我姐是初中同班;老三比我小几岁。我三哥68年下放当知青的时候,他家老大光荣参军;我姐初中毕业不准升高中被迫下放,他家女儿到邻市一个劳改系统的汽车配件厂当了电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哪朝哪代都是这样。不过,还有一句,风水轮流转。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姐从农村考进了师范学院;他家女儿却出了事:车间党总支书记以入党为诱饵占有了她,两人在一起乱搞的时候被人捉了奸。保卫处长受不了这奇耻大辱,跑到传说李太白酒后跳长江捞月的悬崖顶上,想跳下去,但又缺乏勇气,在那里枯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被人找回来。

那个年月,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群父亲死了没多久,我们楼洞的底层又死了人,是个小孩,刚五六岁吧,死于事故。我们楼的南面在盖一个会堂,一个下水道的探井的盖打开后没盖上。那孩子倒拉着个木头做的玩具车,一下掉了进去。吃饭的时候,孩子没回家,大人四处找,发现那井边的玩具车,这才怀疑孩子掉到井里了。打捞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跑去看。我看见一个大人在井里面操作,黑乎乎的粪水在他雪白的肩头上涌动。

  孩子妈嚎了好多天,也不流泪,只是不停地唱歌,唱“儿怎么这么狠心呐,也不等妈,丢下妈一个人走哇--我的儿。”两栋楼的家庭妇女都聚集到她家陪着哭。我母亲是护士,只去探望了一下,没有陪着哭,更没有流泪。我感到很丢脸,心里很怪罪我母亲。那家的大儿子名叫玉顺,比我小一岁,常在一起玩。他还有个妹妹,叫玉兰。死的是小儿子。那时的女人,上班的不多,大多数是家庭妇女。下午放学的时候,常见她们在一起聊天,纺毛线,纳鞋底,有时也学习报纸。组织她们的,是一个小脚老太,住在七号楼底层最东面一家。

  有一天,大概是1966年的夏天吧,小脚老太忽然叫我到她家去。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坐在她家的饭桌旁,大盖帽放在饭桌上。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训了我一会儿,就让我走了。我那时大概算是个坏孩子,经常被班主任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有一次还被叫到讲台旁边站着,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我,骂我肥头大耳。可是,被警察找去训话,这还是第一次。我非常害怕,回家没敢说,心想这下闯了大祸。深夜,我被弄醒了,父母隔着蚊帐,板着脸,问我警察找我干什么。我说是为一首歌谣。 “什么歌谣?!”我毫不知羞耻地念道:“红头老将军,带领五万茅草兵,攻打八国阵,活捉崴崴兵”。父亲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了一个人名。又问都说给谁听过?我又说了个人名。父亲厉声道:“以后不要念了!”又转头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像个土匪!”两人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小脚老太住的七号楼的三层上,有个小名老黑的大孩子,黑得像铁塔,膀大腰圆。他如果没死的话,应该是六八届初中生。我跟他有过交易:用二副可做弹弓的上好牛皮筋管换得了他的一把火药枪,是他自己做的。“文革”武斗兴起后,市场凋敝,煤炭供应紧张。我常带着那把火药枪,别在腰里,一个人夜里二点摸黑去煤店排队。其实那枪根本没有用--枪栓没有弹簧,老黑答应了给,但又赖帐,一直没给。武斗那年酷暑,老黑拎了一桶水,爬梯子上房顶占地盘,浇凉,好让一家人晚上睡觉,下来时大意了,脚下一滑,从四层楼上倒栽葱摔了下来。我见到他时,四个大人用门板抬着,从我面前飞跑过去,老黑仰面躺在门板上,一条腿还在动,像蚂蚱一样。

  武斗的时候,火葬场不开门,只好土葬。那天夜里,灯火通明,两栋楼还在家的男人(有些人家为躲武斗逃到外地去了)差不多都来为老黑做棺材。大家从会堂工地拖来圆木,嘿呦嘿呦地拉起大锯,将圆木锯成厚板,干得热火朝天。三百米远处的大公司机关楼正被P派占领着,高音喇叭里喊着口号。远方地平线上,时而传来机枪点射的咕咕声,时而有信号弹在夜空中划过。老黑的棺材做得非常厚实,要八个人抬。不知现在烂光了没有?那家人的孩子里就老黑一个男的,其他都是女的。

  老黑死于大意,但也和他膀大腰圆有关。质量大,势能就大,落地时转化为动能,焉有不死的?七号楼底层住的政治部主任,从老黑摔下来的同样高度、同样地点往下跳,却没摔死。他又小又瘦,相貌有些像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里的林彪,也喜欢披一件大衣。那天往下跳,忘了脱大衣,下降途中,被风一吹,大衣张开来,相当于降落伞。结果,政治部主任只摔折了一条腿。但是,畏罪自杀的帽子还是戴了许多年,直到“文革”后才平反。

  能当政治部主任的,自然根红苗正,职业就是整别人,“文革”初期的造反对他也没有什么冲击,所以,他整人行,被人整不行。我们楼后面的那个会堂是砖木结构的,在“清队”时期(1970年前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失火,偌大一个房顶烧得精光。就怀疑是阶级敌人破坏,大办学习班,抓了许多人,包括大公司的经理。政治部主任也受到怀疑,因为他在伪满洲国上过日本人办的高中,会说日语。于是,就跳楼。我猜想,他一定是受了老黑的启发。

  我那时还在铣踔小;崽檬Щ鸷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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