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不是“四渡赤水”指挥者，更不是提议人，而是坚决的反对者。毛泽东之所以强烈的反对“四渡赤水”，那是因为“四渡赤水”根本就是军事盲动主义的残余。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密谋下，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取消了原红军指挥机构“三人团”。顽固为自己辩护的博古，李德坐了冷板凳。张闻天因其与苏联的关系出任中共新的“总负责”，“而（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毛泽东只是重新在政治局获得了一个席位。文革中，林彪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周恩来心情愉快，口风稍松，在某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在长征中发生的小故事：二渡赤水后，多数红军指挥员都同意去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这个“明君”开会让大家表决，结果毛是少数，气得毛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而大家的回答是：“不干就不干。”言下之意，不能因为你毛一个人不同意，就否决大家的意见。然而毛是固执的。周恩来后来说：“半夜里，主席提着马灯到了我那里，劝我还是想一想，不要去攻打那个堡垒，我同意了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说服了大家，放弃了那个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鸭溪会议”。以后，红军三渡赤水，到了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今云南扎西县境内），由周恩来提议，重新组建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便机断处理军事行动（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处理军事，的确是个大笑话），毛才在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忝陪末座（另二人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时的毛泽东并不是后来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连一个小小的意见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行，又怎么可能象三国时大权在手的诸葛亮一样，随心所欲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呢。据说，周恩来很喜欢听《长征组歌》每当有人唱到“战士双脚走天下......”时，都要小声跟着哼唱。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就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于是开了通道会议，决定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发。到了贵州的黎平，又在匆忙中开会决定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紧张的“遵义会议”又再次决定红军转移，到四川的西北部去与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壮大力量，以抗拒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
那么，从那条路去四川西北部呢，走弓玄直线距离最近，从遵义到赤水县城，然后渡过赤水河通过四川腹地直达川西北。遵义会议就是这么确定进军路线的，然而事实上却行不通。部队才开到距离赤水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镇，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阻击。土坪一战，战况惨烈，红一军团主力团一团团长 阳新战死。这一仗，根据中共后来的说法，是因为川军郭勋琪旅增援上来了，我军主动脱离战斗的。胜败我们姑且不论，反正不可能从赤水县城过河了。于是退回来改从靠南的二郎滩渡过赤水河。红军渡河以后，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一是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更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惨剧，所以拼命也要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渡过赤水河的红军左冲右撞，奈何敌人兵力太强，冲不过去，只好退回来再渡赤水河，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中弹身亡，这是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红军指挥员。
一渡二渡赤水河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那么三渡赤水河又是不是巧妙的声东击西呢？仍然不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决定要到川西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然要执行，但应从那里渡河呢。从赤水县城渡，锋芒太露，阻力太大，代价太高，于是迂回一下，改从再靠南一些的仁怀城渡河。这是中共“鸭溪会议”的决议。为了保证渡河时的侧翼安全，于是就有了攻不攻打“打鼓新场”之争。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根本上说，就是不同意从仁怀三渡赤水。然而此时的毛，还没有军事上的决策权，只能去说服周恩来。打鼓新场一仗在毛的干预下，没有打成，但国民党中央军和滇军已从黔西地区逼近仁怀，红军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另在仁怀的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惨烈不下于土城战役，三十年后，仁怀县地方政府在此地找到的红军烈士遗体，通过辨别能够确认的就有四百多个（参见《遵义地区文物志》）。三渡赤水，红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三渡赤水后，红军仍然不能攻入四川，又向南迂回到云南的扎西县，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才算正式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然而红军迂回的圈子太小，阻力仍然很大，以后红军又只好再回渡赤水河（根据《遵义地区文物志》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三次红军渡河都是搭浮桥，二四次渡河则是用船摆渡，也显得去时准备充分，回时显得仓促。好在冬季的赤水河水浅河窄，渡河不难）。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已不再迟疑，大军直指南下，红军要绕一个更大的圈子，避开四川腹地迂回到川西北去。这一次，才是毛泽东的路线。不过这个圈子绕得实在太大了，首先遭到了号称是毛泽东的学生的林彪的反对。红军渡过金沙江，到了会理后，林彪写了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毛的领导不行了，尽领着部队走弓背而不是走弓玄，冤枉路走得太多，迟早会把部队拖垮。要求毛交出军权，随军主持大计，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得怀，自己坚决服从彭的指挥。这封信让毛恨得牙梗痒，当时他斥骂林彪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必要的路还是要跑的。”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58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差点没有说得清，林彪叛逃后，这又成为人们攻击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证据。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的抉择是对的，如果真按遵义会议的决议，或者说按林彪的主意，走直线，走弓玄，通过四川腹地到川西北，红军不定会在渡长江时，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象湘江战役一样包饺子吃了。不过；林彪的话也得到了应验，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七千人。
四渡赤水究竟是不是出奇兵，还可查查老帅们的回忆录，《彭得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回忆录中倒是说了。聂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吧，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解放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
结论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文艺作品在塑造毛泽东的神圣形象时的虚构，它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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