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宣传部长张宗海为什么成巨贪？

民间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腐败是制度缺陷的产物，由于缺乏民主监督，腐败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这种想当然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流行一时，是由于得到某种普世理论的支持。按照当今居于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的表述：民主制度是腐败天敌，非民主制度不可能有效遏制腐败。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它就象物理学的定律一样，真正成立需要一定的适用条件；即只有当社会经济达到中等发达程度以上时，民主制度遏制腐败的功能才能发挥作用。在经济未到中等发达程度之前，民主制国家也普遍存在权力腐败。西方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前期，还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当代一些经济发达程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民主制国家，腐败程度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

世界银行资助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世界银行全球治理评估》，其所得数据充分说明：民主化与经济增长、政治腐败、收入分配不相关，对政治腐败和贫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的国际经验表明，政治腐败是当经济发展处于中等发达程度以下时（主要衡量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不同制度的各个国家的普遍现实。快速工业化过程会加剧腐败，原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的转轨也会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当今中国正是既处在中等经济发达程度之下、又位于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可避免。

二，“清水衙门”何以出巨贪

许多人认为张宗海所在的宣传部是“清水衙门”，这其实是一种习惯性误解。宣传部本身当然权力有限，当它权力所及的下属部门，却不乏富得流油。否则，权力寻租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权力租金必有出处，真正的清水衙门是供养不起巨贪的。

宣传部下辖文化部门，不少是垄断行业，潜利丰厚；尤其是垄断了大众主要文娱产品的广电部门，油水最厚。张宗海豪赌澳门，也是有广电局的公款为之撑腰。重庆广电局可以随便一掷两亿为博张宗海一爽，可见其阔到了何等程度。当然，孝敬张宗海的绝非仅仅一个广电局。尤其张宗海同时还是重庆市委常委，在人事任免等关键利益上拥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其权力范围远远超出了部门局限。

反腐败，就需要研究这些新时期权力运作和分肥的新特征。

三，在现行体制下遏制腐败的可能途径

根据吴思著名的潜规则理论，决定传统社会兴衰存亡的关键是统治者与其代理人即官僚集团的矛盾。由于二者立场不同，利益也有重大差异。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在于持续和稳固政权，因此反对权势群体对民众过度掠夺、竭泽而渔,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代理人即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代理期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谓“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后者的利益立场驱使他们不但不会“廉洁奉公”,而且还趋于尽最大可能掠夺民众、侵吞公共财富,这一过程往往呈现一种加速奔向终点的趋势,直至竭泽而渔。

传统社会之所以无法有效遏制权力腐败、摆脱治乱循环,按照吴思的研究,主要是由于权力的代理者官吏集团在与其委托人即统治者的较量中,拥有信息优势。由于官吏集团在传统社会处于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中枢位置,它可以垄断信息,欺上瞒下,使拥有强大权力的统治者变成瞎子和聋子。又聋又瞎的巨人,当然斗不过一大群耳聪目明的小人物；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尊定了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格局和朝代变迁的固定走势。

由此可见,要制约官吏集团的权力扩张和腐败,关键是要打破它的信息垄断。这一在传统社会无解的难题,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出现多个可破题的角度。中国自去年以来民间自发利用网络技术的信息民主方式,实现了民间与执政高层的某种直接沟通和良性互动,并取得了实际成效；今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提交的“审计清单”,再次揭示了从体制内打破官吏集团信息垄断优势的另一可能途径。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直接受命于执政高层的独立审计机关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打破政府部门和官吏集团的信息封锁,使执政高层在遏制腐败、规范秩序的过程中做到相对的耳聪目明。实际上,西方民主制国家立法机关对行政部门的有效制约,也是在立法机关拥有了独立的审计能力、不再只能被动听取行政部门的报告后开始的。

以技术手段打破官吏集团的信息封锁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有效抑制腐败、重整秩序。从迄今为止披露的信息看,政府对已经查出的权力违规和腐败的处理力度仍然偏小,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行政处理不力,根源于执政高层与其所委托的官吏集团既相冲突、又相依存的矛盾关系。虽然委托人与代理人有着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但委托人的意图终究要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没有了代理人,委托人的意志无从贯彻。因此,委托人可以通过奖惩之法来约束代理人,但他不但不能取消代理层次,而且还必须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保持代理系统的高效率。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所导致的复杂关系,使执政高层囿于多重相互矛盾的目标,难以有效抑制官吏集团的扩张和腐败。在这种僵持背后,代表了一种非有效的力量均衡。要打破僵局,就要改变力量对比,为抑制官吏集团找出或释放新的支持性力量。

在现行体制下,体制内外可支持抑制官吏集团的主要力量是人大和舆论监督。如果人大拥有依据审计报告追究到底的权力义务和实现途径,官吏集团就会受到另一种形式的有力约束,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舆论监督则可以使这种对代理权力的约束和反约束在相对透明的背景下进行,依托具体量化的审计报告,压缩潜规则发生作用的空间。

可见,去年执政高层与民间通过网络实现的良性互动、今年国家审计署将审计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在媒体公布,是向着打破官吏集团信息垄断、改变腐败与反腐败力量对比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循此而进,中国在现行基本体制框架下不但有可能回复公众信心,而且有可能将权力腐败、经济失序和社会不公遏制在大为减轻的程度。

遏制腐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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