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的日子

　　11月1日清晨5点，天开始放亮。刘金元抖索着从通铺上爬起来，准备赶到最高人民法院排队。

　　睡在她身边的其他人也都陆续醒来，这是上下两层的一个大通铺，每层人挤人睡了十个，一个起来了，其他人也跟着醒了。大家沉默地穿好衣服，跑到外面的水龙头接水洗脸。

　　没多久，村庄的肮脏的马路上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大多数人衣着普通，头发蓬乱，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他们的目标也几近相同，不是北边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便是离这里一站地的“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

　　东庄，北京南站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庄，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长年累月聚居于此，故被人称为“上访村”。

　　即将消失的“上访村”

　　出了北京南站往南走，越过一道铁路，穿过一个广阔的城市广场，横过凉水河上的一座铁路桥，便到了东庄。

　　在沿街叫卖的北京地图上，东庄是一个没有被标注的地理名词。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四面八方涌来的上访者，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坐标。

　　东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南部，北面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与“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三局合一)也只有一站之遥，步行十分钟即到。

　　位于凉水河北面的城市广场曾是东庄村的主体。两年前，大规模的拆迁开始了，公路铁路夹击，四周高楼涌来，矮小的上访村像泡沫一样被越挤越小。

　　上访村在消失，但上访者并没有减少。住在东庄的“老上访”们告诉记者，许多上访者转移至木樨园、甘家口、东高地和前门一带，“有钱的住旅社，没钱的住桥洞”，在这些地方形成了新的上访群落。

　　在日渐缩小的东庄，供上访者住宿用的平房仍然顽强地分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借宿平房“旅馆”的上访者，这里通常的租金是每日3块钱。

　　刘金元一直住在一个叫黄素芳的人开的“旅馆”里。所谓旅馆，其实就是离凉水河不远的一座平房。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除了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外，所剩的空间无几。床铺全是参差不齐的木板钉成，上铺与天花板的距离只能让一个人躺下。

　　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布包和塑料袋子，里面装的都是被上访者视为“第二生命”的上访材料。

　　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访者住不起旅馆，靠自己在广场等地搭棚，才勉强得以栖身。有上访者告诉记者，村庄边上的一个树林里，最多时曾有数百个用树枝破布搭建的窝棚，情景可谓壮观。

　　上访之路11月1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大礼堂里，无数双眼睛盯着电子屏幕上不断刷新的名字。接谈是按序号顺序进行的，每个上访者都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名次”。

　　刘金元排在了第25名，这对她而言是一个绝望的数字－－按一上午接谈三五个人的速度，又要等上四五天才可能轮上她了。

　　最高法院还规定，“来访人登记表每月只登记一次，当月重复登记无效。”这意味着一旦当月没有被叫到号，得等到下个月。这样，许多上访者不得不一再滞留。

　　刘金元是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她的儿子在大连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工作，修车时被司机开动汽车碾成一级伤残，她认为法院判决有问题，从2001年开始上访。

　　最初，她去了人大和市政府的信访办，得到的回答是：“不归我们管，你们去找法院。”去了法院，法院又让找人大。于是她又折回人大，人大犯难了，说，“你找市政法委吧。”刘金元又跑去找市政法委，结果又被踢给了法院。2003年6月和7月，刘金元去了两次沈阳找省高院。高院的同志看了判决书后说，判得确实有问题，一句话说得刘金元挺高兴，但最后的说法仍然是，“你回去问法院，为何不给你立案？”

　　失望的刘金元把儿子也带到了大连中院，跪在法院门口大哭：“孩子可怜啊，孩子冤枉啊！”于是法院让肇事司机又送了1万元，但终究没有重新立案再审。

　　10月22日下午1点半，刘金元在沈阳北站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班车，充满希望地来到了北京。“25日去了人大信访局，26日才拿到表，填好了他们已经下班了，27日交表，三天的时间，换来一张纸条，让我来最高法院。”刘金元苦笑着说。

　　事实上，刘金元的经历对于大多数上访者大同小异。上访者的一般经历是，先在地方转圈，来到北京后，又在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然后，开始在北京和地方之间转圈。转圈的时间如果要以上访者上访的时间来算，从几年到几十年都很常见。

　　“都在转圈，随便扒一个路条给你，从人大到中纪委，又从中纪委到高法，到底找谁呢？”上访者们起早贪黑，几乎踏遍了各个信访口，支撑他们的是顽强的信念。

　　辽宁铁岭的李国敏因法院纠纷自2001年起来京上访，在北京和铁岭间往返已达数十次。案件在铁岭中院到省高院再到北京的人大、国办和最高法院转来转去，4年间仍没解决。

　　截访，是近年来上访者最为害怕的事情。因为截访，黄素芳的客人经常“失踪”。床底下堆满的行李，就是被“接”走的人留下的。但是，“人家的东西不能丢掉，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记者采访的第四天，胡金花就被女儿接走了。“当地说胡大妈要是继续上访，她的儿女就要丢饭碗。”黄素芳说。

　　截访者一般都是由当地驻京办事处和各个地市派来的官员组成，各信访大省还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截访车队。11月1日上午，在“两办”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口，不完全统计，单是各地车辆就有55辆。

　　何去何从10月30日，早晨的阳光十分灿烂。但就在前一晚上，北京下过一场冷雨。上访村的城市广场上，挂着晾晒的毯子褥子，花色各异，斑驳不一。

　　广场上的这些上访者，多数是“棚户”。他们在附近铁路边的树林里搭上一根木棍，披上捡来的塑料纸，铺几块废弃的已近磨平的地毯布，就算一个窝了。

　　在上访村居住的，除了上访者之外，还有不少“盲流”。他们混在上访者中，很难辨认。一位上访者说，东庄最集中的那片平房，顶多只有一半的人是上访的。

　　这些棚户，除了食难果腹，衣难暖身，更面临着各种危险：城管会不时地来驱赶，把他们辛辛苦苦捡来的“建筑材料”和食物全部扔到车上拉走。

　　城管经常来清理，不定期清理，每周都有。一个妇女说，有一次半夜清理，城管过来，把所有东西都拉走，本来带了很多衣服，丢了，白天出去捡破烂，回来的时候发现被清理走了。

　　一些上访者住在陶然桥桥洞里，因为外面墙比较高，在里面暖和。可没住多久也被赶走了，许多人又转移到旁边一个地下通道里，现在那里已经聚集了20多人。

　　黄素芳“旅馆”里，一个电饭锅、一个煤炉子，20多个房客轮流做饭。从中午11点开始，到下午5点的时候，还有人没做饭。“我们挺和气的，谁先做都无所谓，饿了可以分着吃。”

　　上访者们每天早晨起床，先到市场去捡菜，“白菜叶子很多，都捡不完，不用抢”。有钱的话可以买馒头吃，5个1块钱。他们赶往各个信访口的路上，会顺便捡一些矿泉水瓶和报纸，一个瓶子可以卖一毛五，一斤报纸卖两毛，捡了即卖。这里到处有收购的小店。

　　吃住是第一要务，有时候，上访的人们竟然也盼望能被拉到马家楼去，那里可以领到两个馒头和一个榨菜。吃完之后再逃跑。

　　上访者已经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了。他们不洗澡，不换衣服；生病了，只能听天由命，要不然就是去“自首”，让接访的拉回家去。

　　“我们只能天天去信访口等啊盼啊，不信等不到一个公理。”一位上访者说这话时，一屋子的人都很严肃：“我们要和腐败斗争到底！”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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