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女高官 吴仪称没谈过恋爱但非独身主义

发表:2005-01-27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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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政坛惟一女省长履新

  1月22日,青海省第十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宋秀岩成为中国政坛瞩目的焦点。

  这不仅因为她以高票当选为西部大省的行政一把手;同样因为其性别---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里,她是目前惟一的女省长。

  宋秀岩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从小随父辈来到青海,在高原上度过了半生时光。当选省长之前,她曾任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海东地委副书记,省统计局局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

  “如此丰富的从政经历,是宋秀岩脱颖而出的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评价说。这种成长经历,无疑也会成为影响其执政取向的重要因素。“本届政府会以人为本,不提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宋秀岩在当选后对公众表示。

  而在宋秀岩履新之前,共和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省长。1982年,时年46岁的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两人不但姓名中有“秀”字相同,而且都在基层工作过,还都出任过作为党的后备力量的共青团的干部---1961到1964年间,顾秀莲曾任甘肃省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机修厂团总支副书记、团委书记。

  如果把广义的“省长”都包含在内,宋秀岩应该算第三位女性。2001年,蒙古族的乌云其木格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两年之后,在内蒙古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时年59岁的乌云再次当选。而今,顾秀莲及乌云其木格均已升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身居要职的“小女子”

  目前,在中国政界高层,共有7位女性担任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3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顾秀莲、乌云其木格;2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郝建秀;1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中,有正副女部长16人,而在全国的省、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女性为四五十人。

  “她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良好的教育背景,多出身工科,丰富的从政经历等。”全国妇联一位人士说,“而她们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异性。”

  据这位人士介绍,1988年北京市选举副市长时,本来只有一个女性候选人的名额。但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何鲁丽及吴仪被同时列入候选名单。同时被选举为副市长的两位女官员果然不负众望,逐渐成为政坛的佼佼者。

  这些高层官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吴仪。尽管这位67岁的女性经常自称“小女子”,而且常常把“小女子豁出去了”、“从男人堆里干出来的小女子”等话挂在嘴边,但她的优秀却获得“中国铁娘子”美称。美国《福布斯》2004年8月20日公布“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中,吴仪名列第二。

  她们也体现出女性从政的特色:大多分管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领域。何鲁丽出身儿科医生,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管卫生领域;在SARS流行后期,吴仪接替张文康兼任卫生部部长,并成为第一个走进河南艾滋病村的国家领导人;顾秀莲现任全国妇联主席,郝建秀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而陈至立在担任国务委员之前,出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在妇联的一项调查中,317位女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的占50%以上,而分管经济的只有15%。

  从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女性从政往往会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冲突。“与男性不同的是,几乎每位女性高官就任后,都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说。宋秀岩就任之后就当即对传媒表示:“作为女性来讲,与男性相比,对家庭有着更多的一份责任。我既是妻子、母亲,也是女儿。从社会角色讲,我又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我既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应该尽一份女性应尽的责任。”

  妇女组织有研究表明,女性从政会对家庭产生一定影响。已经步入中国权力高层的吴仪,至今过着独身的生活。“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我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闯进我的生活。”这位女副总理曾说。但政治对家庭的影响并非遍及每个人,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彭佩云就是另一种例子,与她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王汉斌,同样曾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001年9月,在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全部已婚,其中离异1人。调查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家庭的作用,而婚姻状况也是女性参政的重要资源。

  而在工作方法上,女性的风格与男性有所差别---她们更喜欢与下属讨论问题,而不是发号施令;她们具有亲和力,善于用人格的力量教育人;体贴关怀,设身处地为部下及他人着想。

  但她们的女性身份经常会受到社会和一些同事的议论,人们往往以男性的标准来判断其能力。妇联的调查发现,一旦她们像男同志那样处理事务,又往往会被扣上“狂妄”、“出风头”的帽子。

  “副职升迁”

  尽管目前在中国政坛上活跃着多名女性,但与男性相比,她们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等人的研究表明:从人数上看,中国女性从政形成“枣核形”---在最基层与最高层,比例较低。

  “中国农村的女村委会主任占总数的1%。”杜洁说。中组部提供的数据则表明:2002年,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 11.7%;而省部级干部中,女性为8.3%。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里,女性为27名,比例为7.6%;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有吴仪一人。

  另一个现象是“副职升迁”。这些女性领导大多出任副职,而提升的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 1984年从政后即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四年后从副区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列国家领导人。

  不少女性高官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协副主席的从政历程,从该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长、副市长到河北省副省长,直到退居二线,出任政协副主席。另外如天津的张俊芳从教委副主任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湖南省的甘霖从农业厅副厅长升任副省长,她们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行政一把手。“副职升迁”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彭佩云在2001年讲话中称,女性干部“任副职多,正职少”。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而且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的综合部门任职的很少。

  “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及高层女领导缺少的原因有很多。”杜洁说,“首先在大学生分配上,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男性;而在30岁左右面临竞争提拔时,女性又处于生育期。更为关键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又让年富力强的女官员们丧失了很多机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女干部们相对单一的从业经历,也是她们难以成为一把手的原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她们大多分管科教文卫,而一些地方对GDP“硬指标”的一度追求,让别人很难意识到她们的才干。

  另据某些基层女干部称,目前一些地方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的升迁也较为不利。喝酒等潜文化在一些地方的官场盛行。女性天生的不善饮酒和羞涩,让她们很难融入到这种场合,一次次提拔的机会很可能因为与领导和同事的疏远失之交臂。

  杜洁分析说,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共女党员的比例较低---2002年,中组部的统计为17.8%。在中国政界,党员的身份无疑是晋升的一个重要指标。

  高层能否有更多女性出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陈慕华在延安期间,就曾多次力促女干部的培养;而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的彭佩云,曾多次在中组颗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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