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要人民噤声

　　中共领袖都喜欢标榜一些伟大目标，以表现自己的高瞻远瞩，毛泽东最初标榜新民主主义，不久改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邓小平比较务实，抛出“小康社会”，江泽民承袭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再加上一套自己的“三个代表”招牌。胡锦涛执政初表示亲民，推出“以民为本”的“新三民主义”，现在又推出所谓“和谐社会”。

　　实际上中共领袖们的远大目标，同他们所推行的实际政策，往往背道而驰。毛泽东猴棒飞舞，无法无天，搞得天下大乱，邓小平收拾毛的残局，以发展经济为主，希望提高人民生活，建立“小康社会”，结果官商大肆掠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江泽民自吹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权贵及其子弟巨额吞蚀国家财产，硕鼠满天下。到了胡锦涛手里，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近乎爆炸，他眼看光是亲民还不够，便推出“和谐社会”这块招牌。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加福利

　　“和谐社会”是的名词，它符合儒家文化“和为贵”的理念。但请问胡锦涛，世界哪一个国家是和谐社会？

　　可以设想，在胡锦涛心目中，美国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它有共和、民主两党的纷争，有不少人反对布殊的对伊战争，更有受恐怖份子袭击的恐惧，那么英、德、法、加、澳、北欧诸国算不算和谐社会，我想他们也不会认为是，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有反对党，有人民反对政府政策的声音。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许多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的群体组成；不同群体彼此必然有矛盾。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问题在于怎样协调矛盾，达到相对的和谐。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能协调社会矛盾的制度，但光是民主社会尚不一定和谐，只有那些民主加福利的国家，才能达到相对和谐。福利的程度越高，和谐的程度也应提高，因为越是高福利越能缩减贫富悬殊的差距，接近均富。所以社会的和谐往往是以高福利为代价的，虽然高福利已被公认为有养育懒汉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副作用。

　　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曾否考虑过世界各国在追求和谐社会所走过的道路。我想他没有，他不会向西方社会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他提倡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甚么东西到了共产党手里，加上“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几个字，便变了质，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

　　事实上，胡锦涛既不会用世界性的视野去考虑问题，也不从中国人民的真实利益去考虑问题，他是从他的统治术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不要将胡锦涛的理念想得太高尚，他所追求的“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而是一个没有异议和反对声音的社会，一个没有群体申诉和群体抗争的社会，这样，他便可以稳坐钓鱼船，让其政权永远稳固，不用担心苏东式的变色在中国出现。

　　但是这样的“和谐”必须要靠高压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这样的和谐必须采用最不和谐的手段才达到。现在他已开始这么干了。

胡锦涛滥用最不和谐的手段

　　为了扼杀党内异议，胡锦涛的中宣部解散了发表过任仲夷三权分立意见的《同舟共进》杂志，中宣部更通令媒体不准刊登朱厚泽、茅于轼、李锐、胡绩伟、林牧、鲍彤、蒋彦永、曹思源、杜导正等人的文章。朱厚泽被禁，只因他建议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外再加上一个“权为民所授”；茅于轼被禁，只因他发表了他的著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又写了一本尚无法出版的《人权问答》。至于赵紫阳丧事被强制压缩，连党内许多老同志的不满都无法宣泄，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党内死寂的情况，现在比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更厉害。

　　胡锦涛对传媒的封杀，已达到可怕的和程度。他不仅不允许国内任何媒体有丝毫的异见出现，甚至连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开国以来最惨重矿难，死掉二百多人，也不准记者现场采访，所有报道都得照抄新华社的新闻稿，天下竟有这般荒谬的新闻运作规矩！

　　国内所有有良心的报刊，全都遭到整肃。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风窗》被整了无数次，连《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还被关在牢里，要服八年徒刑。此外，如北京的《新京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改革》《战略与管理》《炎黄春秋》等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整顿，最近，武汉的《新周刊》只出了三期便停刊了。更离谱的是一份十分温和的、关注教育的《教师之友》，今年起也无法再版。

　　中国对境外传来的异声网络全都封死，国内稍有一点异样的网站也全被关闭，甚至连国际性的搜索引擎如Google也受到控制。在二十一世纪世界资讯大流通的环境里，中国竟成了资讯封闭的“孤岛”。

　　作家、评论家、学者在国内无法发言，被迫在境外网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们这么做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时时有被打压的可能，不是被捉进牢里去，便是公然受到监视、骚扰、警告、问话或短暂拘留，近期的事，有赵岩、师涛、清水君、杨天水、郑贻春、张林等被捕，有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三人被短暂拘留。焦国标被北大禁止授课，王光泽被《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解聘。最糟糕的是连替师涛、杨天水、清水君、张林作辩护律师的郭国汀，最近竟被吊销律师执照，电脑资料被抄阅，人被软禁在家，与外界隔绝，甚至还可能有监牢之灾。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律师，还有甚么法治可言！

　　胡锦涛的和谐，就是销声，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的声音。当年毛泽东靠反右，文革等运动消除异音，胡锦涛无力搞运动，便赤裸裸地靠中宣部来镇压。

大棒之外，再加胡萝卜

　　胡锦涛懂得，大棒之外，必须同时加胡萝卜，因此在温家宝热心关怀三农问题的情况下，实行了减免农牧业税政策。今年将对五百九十二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和物业税，对继续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明年将全国免征农业税，这些政策当然对农民有利，它直接灭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同时缓和了中共在农村中的统治危机。

　　一般估计，豁免农业税，对农民起码有两三年轻松，但问题是中共基层政权的腐败官僚架构不改，农民仍逃不了被他们奴役、盘剥和虐待的命运。

　　根据乡民上访的资料透露，农民的主要冤屈有：一是水电水库建设造成大规模的逼迁；二是农田被改为非农业用地，农民因而失去土地而得不到合理补偿；三是官吏恶霸勾结鱼肉农民。这些冤屈都不关农业税的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给不给你使用并不由农民决定，而是由管控他们的官吏决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有集体谈判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保卫自己利益的组织││农会。

　　绝大部份的农民冤屈，在县级政府都得不到受理和解决。因为县级官吏往往与乡镇干部沆瀣一气，而省级官员不是与县级官吏沆瀣一气，便是不想得罪县级官吏，因而有意回避农民上访，以致多数上访都要集中到北京去。凡是能够坚持上京上访的，定必是冤大仇深的。但是唐山农民冒千辛万苦，排除万难，将一份万人签名的申诉书送上人大常委，至今仍是泥牛入海，得不到只言片语答覆。胡锦涛不但没有正视上访农民的冤屈，反而放任暴警在天子脚下公然拳打脚踢上访者，是否他的心也同那些暴警一样，认为上访是聚众闹事，不利社会稳定？

做的是一套，说的又是一套

　　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当局竟在正式警察之外，动用六十五万编外的红袖警察，布满整个北京内城的大街小巷，上访者在路上被抓数千人，在上访村被抓上万人。这是甚么心态？这是暴力镇压心态，这是警察国家心态。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动用庞大警力消弭群众集体抗争的社会。

　　当然，胡锦涛做的是一套，说的又是另一套。他在三月十九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多么漂亮啊！为甚么不提提自由和人权？没有自由和人权，会有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吗？

　　起码的人权是：每个人有发言权，每个人有自由获得资讯权、有人身不受侵犯权。因此社会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罢工示威自由，这是宪法所规定的。
　　起码的法治，必须是立法要体现人民的授权，司法不受党和行政干预而独立，未经法院许可不得侵犯人身自由。

　　但胡锦涛为了实现他的“和谐”，竟由中宣部出面禁止言论自由、网络资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根据甚么法能赋予中宣部这么大的权力？中宣部只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文宣机关，怎会有这么大权超越政府直接命令传媒、控制传媒？这算是哪门子法治？它显然是党治，不是宪治。

　　凡是靠强权获得和谐，决不是真正的和谐，曾经担任中国政治大学校长的江平说得好：“只有真正卫护宪法尊严，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弱势群体权益，让受到伤害的公民有表达意愿和抗议的权利，才能达到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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