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城死守 30万人余2.7万

发表:2005-06-14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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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奇袭开封城未能得手,倒被汴人一箭射中左目,李自成未料及城内人会拒力固守。或许开封人多历血腥,冷冷兵器砍刺过来,心无胆怯,以杀戮对杀戮,那种汉子气贯穿三打开封城始末。
  那是一场兵祸水厄双重的悲剧,六个月的血刃肉搏后是大水没城,四望无际。20余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城中始有烟火人气,而此时已由明到清,又换新朝。
  “兵变之祸,从未有惨于吾汴者。”明末亲历战事的开封人白愚3年后惊魂之余,如此哀语。其作《汴围湿襟录》,告白后人“汴人之忠,不使失于寇,终失于水”。那场历时数月的攻守战,在白愚看来汴人并没有输给“贼寇”。
  时隔362年后,开封人已淡化了对那场战事是非曲直的纠缠和判断,涤荡过后的记忆告白,仅仅剩下:陈德在西门一箭射盲李自成左目,大水由北门灌入后,开封30万人,存活者2.7万。据史料记载,当年纵然是活着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缕缕也”。
  我喟然追问:“开封人何辜,不死于刃,则死于饥,不死于饥,则死于溺,闯王李自成何利取开封,攻不克而再,再不克则三,三不克始围困之?”
  我无从理解,无法回答杀戮的意义。
  1641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的开封战事,既由李自成肇起,就该说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军领袖后期的“思想转变”。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略地攻城只为玉帛女子,过着刀客般的抢掠生活。《明史纪事本末》云:“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打江山、夺天下了,行为大变,一改旧式刀客的匪气:“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陷洛阳后,自成一改铲平城墙的“废城”行径,而是委人以守,攻下豫西洛宁,一改焚荡屠夷的滥杀,而是搜罗部分官吏“过堂”之后,推出斩首。李自成三打开封,“掠夺金帛”是次,志在江山地盘,难怪乎久攻不去。这仗打的是“战略”,非打不可。 时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上言:“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明官僚中不乏明晓事理之人,只可惜洛阳城陷,开封水没后,果真应验了他的预言。历史赋予开封城没特别的意义,它像明王朝的“滑铁卢”,那一刻的完结决定了明王朝的气数已尽。
  当年城中的守备者,不知后来惨然的结局,不知拼死固守到头来还是城破人亡,为何不像洛阳守备者城头反叛,迎闯王以活命呢?我曾读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对此战役进行描述的文字,把城中文武市井的抵抗,说成“反动阶级的顽固不化”。或许开封人头脑简单,错以为杆子都是贪财好杀者,死守以拒,仅是不肯让贼人进城“烧杀奸淫”罢了。战时曾经有此一幕:开封府推官黄澍愤然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铮铮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乡绅、士民、商贾纷纷追随,数日集结起一支万人武装,登城御敌。
  当年开封之所以能持久固守,实则如“老开封”所言:“烈节在将,忠勇在民。”此乃362年前的实情,一旦市民都舍身逞勇,那无疑是“人民战争”了。
  李自成的拉杆子,最后也演化成一场轰轰烈烈有着广泛人民群众参与的战争。是该对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否则开封战事的前因便糊涂不详。
  历史犹如线,也有结点,往往在结点上的“动作”决定了大历史的走向。倘若崇祯二年,明廷没有裁减驿站经费的损招,自成没有“下岗”,倘若次年陕西没有灾荒,也无大批饥民,米脂人也不至于“从贼者十之有七”,二十出头的李自成也不会为“吃饱肚子”,拉杆子走上“杀戮吃粮”的道路。崇祯皇帝无从料及,朱明王朝居然会让“一马夫耳”革了老命。
  假设3年后,在晋冀豫被官军困围的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等没有“诈降”一招,瞒骗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假设黄河未“冰封成桥”,使得农民军走马越过大河天险,到达河南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历史又该走向哪里呢?
  是年,崇祯并没有意识到“贼既渡河”的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只是催令“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轻贷”。岂料农民军反倒如鱼得水“荡扫”了中原腹地。此时的农民军尚“流突无定”,忽而突至湖北、四川、陕西,忽而窜入河南,直到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斩杀了崇祯叔父福王朱常洵后,崇祯始“心烦懑,辄废餐”,他既不能保此叔父,还能保全朱家社稷吗?
  区区银川驿站马夫陕西米脂县双泉里人李自成,居然能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直到康熙年间《米脂县志》还如此说自成,好生厉害的“下岗马夫”,朱由检该明白先祖朱元璋是怎样起事的,也该明白农民一旦不种粮,拿着大刀去抢粮的“力量”。
  洛阳失守,开封守军副将陈永福火急赴援,开封城守备就自然虚了大半。李自成得到情报,来了一个回马枪:奇袭开封。
  1641年农历二月九日午,西关外乡民争道入城,车辆阻路。百骑农民军伪装官军,不能长驱,故“砍民争路,拥至西门”。防守官看得清楚,急忙闭合城门,城上火石大炮施放,百骑退回。
  此后,李自成骑兵三千,“协从”3万抵开封西关。农民军大举攻城,时称初围。
  关于那场战事详情,除当事人白愚《汴围湿襟录》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志》可资。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祯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时,他不仅身在开封目击农民军围城的全过程,而且与明朝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等一道谋划守城防务,在开封第二次被围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率社兵(地方武装)守城。第三次守防,其为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中州先哲传》有其人二围时秉守职责的描述:“光壂与推官黄澍立城头,雪沾衣寸余不知也。”后黄河决口,淹没汴城,李光壂携家乘筏逃向河北,后流寓南京,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銮记录,成《守汴日志》一书,分日记载,委实详细。因李守汴有功,后授知县,“至清,不仕,隐居于河南通许县西李村,后以疾卒,终年六十七岁”。
  在开封山陕甘会馆面见馆长韩顺发,我得见此书,那是一本残角卷起、水渍污面的旧书,韩顺发说:“我也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别让我讲了,书上都有。”
  于是,我开始与一个前世老人进行“晤谈”,操戈双方该是怎样的杀戮:
  贼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门板以蔽炮矢,似乎抵御不住炮矢轰击,城头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员张坚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绑成筏,宽可跨三至五垛长,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黄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悬楼”,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来笨拙无比的“悬楼”在实战中发挥了效应。攻城农民军似乎死伤甚多,惹得“贼怒甚,射终日,箭插城垣如猬”。十五日,农民军以48人为一组扛云梯攻城,一个名叫朱之沧的守城兵士,缒城杀贼得首级一颗,赏银五十两。
  李自成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盘算落空,连日来又强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闻知开封遭袭,两昼夜兼程赶回,所部入城前,顺手牵羊式“由孤魂坛穿贼营”进小西关,砍杀一阵后,遂统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陈永福儿子陈德在城头看得真切后,开水门放入。是晚陈永福一部官军恋战,杀得眼红,一时忘却归城,被清醒过来的农民军围住,直到次日早晨,还在小西关恋战,伤亡颇多。一名官军登上一屋顶,连杀七人,农民军不敢近前,只好乱箭射杀了他。
  十七日,自成于西门外巡视,陈永福儿子陈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农民军自行解围,无史料佐证,不过翌日黎明,农民军前锋便向西撤离,直到傍晚全部遁去。当陈德射中自成,见“抱头惊拥而去,始知为闯贼也”。
  陈德这一箭,后来多被认为是陈永福所射,故在大顺政权劝说总兵陈永福归降时,自成闻说永福忧虑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顾虑。再后来抗清之太原战役中,陈永福的守城是认真的,然最终“无路可走”归降了大清,这是后话。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王在此,宗室财富聚居,可谓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周王朱恭枵居住开封,两人在战时迥异的作为,虽不能左右战局,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命运。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临城当日,他不惜尽其家产,“下令民间,有能出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此举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时踊跃,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御。而洛阳福王却不纳官府意见,“一筹不画,一钱不舍”,十足“铁公鸡”一个,城上兵士军饷不济,食不果腹,多有怨气,这也是促成洛阳守军临战反叛原因之一。城陷后福王家私不仅不保,连他的性命也丢掉了。农民军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见”闯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绑的曾经向他献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福王竟然大叫“吕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顿后,打四十大板,枭首示众。
  战争的胜负致因颇多,情形复杂。洛阳失守,不是无兵无民可恃;开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于非常时期,官家谋划、调配到位,民自有奋勇者。
  主动撤围的李自成部向西,连克密县、登封、嵩县。崇祯十四年七月,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众进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营,仗似乎越打越顺手。
  自农民军解围西去,次日开封官府便督众修葺城垣,昼夜兼工,十日告竣。
汴人预计农民军还会再来,却未料到有那么多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罗汝才合营逼临开封城下。是日下午,“贼七骑飞奔曹门(东城门),贴伪告示二张于栅上,守关兵士追之莫及”。当晚,李自成老营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约去城5公里,罗汝才安营繁塔寺。
  二围开封,农民军精兵3万,协从40余万。在明史官方文书中所言的“协从”,往往是新入伙的饥民,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懈。“精兵”,也即跟随李自成多年征战的“老革命”,他们是农民军的作战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协从”和随军家属只能吃两顿饭。农民军声势大盛初围。
  不过间隔10月,李自成已学会先礼后兵,曹门外告示已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斯文:“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最后却狠狠一句:“仍旧延抗,本营好杀恶生。”
  二围开封的农民军,俨然以强者居高临下对城内人发话,并对急速膨胀起来的军队开始约束:“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
  城内文武官员自感官军不济,祥符知县王燮无奈创立社兵,实则是组织市民参战的临时地方武装。既有社兵,必设社长。
  农民军兵临城下的当晚,王燮火急请将,还闹出一场小误会。知县夜遣人召李光 为左所总社,使者误召 父。老父突兀,又适多病,也就推辞不就,惹得知县王燮大怒。乡绅张文光知晓,复往光 家,说“召
  ,非召 父”。李光 闻知,次日一大早登门见知县,把兵符领了,一小小贡生统左所总社兵。这开封四墙守备,多为文人统领,只有南门是武将陈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农民军,二十四日攻击曹门至北门一线。
  北城外,有明督师丁启睿由南阳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边筑垒防守。无墙可据的官军,一经接战,全面溃败至瓮城内。此刻,两军混杂其间,王燮即令加土塞门,官军哀号求入,丁启睿也恳请启门放入。当时知县王燮条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农民军汹涌纷至,已登瓮城,离大城不过数丈。要说这瓮城具备防御功能,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打狗”,可偏偏两兵相混,城头守兵不好援手,一时无计可施。危迫中,王燮议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师丁启睿吝惜所部将士不忍下狠手。尚在迟疑间,王燮令人众火炬齐抛,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时引火烧身。
  一个文人断然出手,让职业军人的丁启睿目瞪口呆,然后是泪流满面。尽管有当事人李光 、白愚事后叙述,但我还是无法透过纸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顷刻瓦解了厮杀,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没人能说清楚,面对由农民组成的义军的攻城,开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卖命、文人墨客的“铤而走险”或许可以注解为愚忠、正统,那王府家奴、商贾、市民何以登城斗狠逞能,在北门瓮城险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备守城门,他们以土封堵城门,没至半,“贼来拆门”,周府人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手刃仇家般地砍掉头颅。
  数日后,城上守备缺员。李光 “设钱缗置城上,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那钱那饼,居然来自商贾的捐助。仗已经打红眼了,无论“阶级”,不问“政治”,给钱就打吗?
  “没觉悟、没立场”的开封父老,几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罗汝才凌厉攻势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要说是旧历新年的日子,1642年开封人忘却了往常年头的祥和,也无法祥和。正月里该是天寒地冻的日子,那一天“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里人也不肯示弱,叫来僧人裸立女墙对骂,双方都皆助之大炮轰击。这仗打到了“风流”的份上,玩开裸体战了。
  城外李自成是怎么想的,守城的高名衡又是怎么思的,隔多少代了,鸿沟颇深,脑子似乎跟不上古人的思维了。
  当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营移到城北三里许立帐。城上人能依稀了见营中往来,遂架起“红衣大炮”一尊,远射过去,正中其营,卷起飞烟灰尘一道,李自成幸免,便移营土城外。
  两军相持,双方不免紧张。正月初一前两天夜,城中一佃户名王才,醉后向火,延烧草屋三间,一城惊惑。黄推官恐内细有意,不细究严查,推王才于市斩杀。初三,自成恐丁督师归降部卒反水内应,将其众诱自老营点名,乘其不备,悉数缚手斩杀掩埋于莲池坑内。
  初四那天,突然风雪交加。城上“大雪湿衣,兵寒难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 ,立办2万件棉被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光 哪里有时间逐户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筹集。于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铺50件,商贾人家30件,原为佃户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发给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围湿襟录》中,记录官民如此对话:“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语:“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话语之后,老大不小的爷们也都相拥对泣。
  明末农民整个战争史,唯河南开封最坚,坚在何处,由此可见一斑。农民军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后者继之”的汉子。在第二次攻打开封实施爆破时,农民军兵士每人冲进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回营休整,不足数的正法。
  正月十三农民军掘洞炸墙可为例证。一连数日农民军战士轮番飞至城墙东北角,掘出长长的洞穴,每日往返背负布囊装填炸药。是日,拉出长线,骑兵步兵千余预备濠边等待城炸开缺口出击。一声天崩地裂,砖石腾空,碎落飞溅数百米,设伏待命的农民军死伤惨重,城上城内未伤一人,城墙外壁坍塌,里墙仅厚尺许,依旧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开封不成?
  那不过是一种巧合,它却让农民军士气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
  李光 与众守官城头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难有上文的描摹。第二天,开封城门大开,守城官家到罗汝才扎营的繁塔寺探看,营地牛、驴、马皮肠肺,间以人尸,污染满营内外。
  曹门至北门外十余里,“尸体遍野、断发满地,死伤者无虑十万”。黄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遗牛3万头,官家禁止兵民掠夺,时以平素半价卖给农民,另遗妇女三千多,令亲属认领后,尚余三百多口,送尼庵供养。
  农民军自行解围后,城墙固修。随后,其他剿匪明军依旧与闯王接战,“终不能扑灭,致有第三次围城之祸”。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崇祯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来援,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在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的架势 。李自成主力暂且移师朱仙镇,稍经接战,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复围开封。
  左良玉之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又不便“修理”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骨干兵力不过2.5万,相当一部分是他招安过来的原农民军部队。明廷明白,一个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复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资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孙传庭部队。因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尚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首先指望的还是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这个军阀,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良玉年轻时曾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官运亨通。左氏对侯洵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有百万大军在河南,只能蹲着挨饿,到那时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却不说官军能否固守本境,防堵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侯洵的主张正好与崇祯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议一经提出,立刻被否决。侯洵无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全军北上有可能全军覆灭,但还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行令五千兵卒开拔,声称30万大军随后跟进。这30万人马的弦外之音是粮饷的数字,还算聪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连忙回函言说,无法解决30万人的粮饷,请他不必北上。崇祯起用侯洵不灵,开封无援。同年底,罢侯洵官职,重新将其投入牢狱。
  后来,倒是陕西孙传庭部听从明廷的调遣,10万大军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潼关,途中得到开封已经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进发,李自成部向西迎敌,两军在郏县接战,孙传庭部几乎被全歼,时在开封水淹城废月余之后。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等长等高,四墙外独独北墙突兀,有此地貌,沿东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葱笼的绿色植被,那一向被我认为的不毛之地由黄河冲积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开封人绝好的游乐之地。
  以北城门为界,西边夷园,东边环城森林公园,名字连同那草木无疑是这座城市刻意的规划:环着城墙根,就着沙丘起伏的走势植树造林、圈地造园。假若不是开封人的提醒,谁能设想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
   信步在这北城外园林的汴人,忘却历史了吗?数百年的岁月流逝,伤痕抚平,没有理由责备忘却。掩卷之余,使我臆想古人依旧在天上泪湿青衫。
围而不打 困城粮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归德府(河南商丘),扫清开封外围之后,大军压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阎李寨,罗汝才屯横地铺,两营纵广约十五里。
   “贼后队俱到堤上,贼马往来不断,时有游骑下堤,将至城而旋。”此番三围开封,农民军围而不打。其间农民军在去城南数十里的朱仙镇打援,赶走左良玉部,复回围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没,中间开封守军实际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没有初围、二围久攻不破后的“谨慎”,围而不打绝不是农民军的性子。三围开封时,河南境内城邑已陷七八,多为农民军掌控,军事实力的天平无疑移往农民军一方。李自成深知开封维城意坚,但久困无粮无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内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吃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守城军民。
   濠外堤内的小麦将熟,两方竞相抢收。相遇时,“兵多贼即走,贼多兵亦趋避”,不日,城边麦地尽收,仅存土堤边麦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开封五门俱开,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兵士割草喂马,民割草一担,卖价二百文,后涨到三四百文一担。野菜可食,每斤售价初五十文,后五百文。一连七日开封官民启城门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从一名叫崔卖婆的妇女身上搜到金银六锭,审讯后知道,此妇假采菜出城,密至闯王老营,言城中事,拿了赏银返回。想必崔卖婆只是投巧,区区一妇女能出卖何等情报?崔氏被斩于市,从此官府禁绝妇女出城。
   最初城内还有粮食买卖,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粮一两银出价。恰值黄澍到南城巡访,拿了遇春,临刑前遇春央求道:“有麦八百石,愿以赎命。”黄推官厉声呵斥:“不要汝麦,只要汝头。”斩首一奸商,抑制了麦价。不过到了是年六月后,“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
   黄澍发银,委社兵购买民粮。起初官家还算客气,上门劝说,高价从百姓家中购粮,后来百姓也已基本断粮,不肯出卖余存。官家的客气变成了强霸,不断有官家闯入民宅,翻箱倒柜地收夺粮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饿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绝境。

杀人充饥 弱中示强
   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状已非文字可述,怎么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开封城死寂,多户人家粮尽的时候,已经无力出户走动,闭门等候死亡的降临。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掳人至背处,杀掉割肉分食之。虽有民间告至官府,官府也已无力侦破。
   此时,守城官军被许杀马充饷,竟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谚语有“卖狗悬羊”,战时的开封居然有“卖人悬马”、取不义之财这样往史未见的罪恶绝例。
   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该怎么维持生存呢?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新马粪。读到《守汴日志》这一页,人会猛一激灵,然后是一阵恶心。城里多水坑浅沟,水中有一种小红虫,即今天我们拿来喂金鱼的那种,在当年也被饥民捞取,拌葱油炒食,名曰金鱼子。有骑马过来者,尾随一群人,争拾新马粪,捧回炒成淡黄,用水吞咽。先人的叙述令我无法想象,马粪怎能入口?
   推官黄澍于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门至北门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饿死,“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铮铮也算汉子的黄澍面北长哭,遂写下绝命词三十首。汴城沦陷后著书《誓肌漫记》,只是失佚,今无从捧读。正是这位黄推官,三围时独擎大旗于曹门,招得万人于旗下结社,并在关帝庙以大铜罄盛酒,手刃鸡血与汴梁豪杰遍饮起誓,结义勇大社。又是黄澍每每凑足一顿牛肉、大饼,大餐之后,屡屡出城与农民军厮杀,居然次次小捷而归。一次,曹门将官高禄领兵夜袭敌营,被对方砍断双手,众兵把他抬回城上,黄推官一见,放声痛哭,给麦一石,米五斗,银五十两。
   且不说明庭的腐朽,只说开封,只说黄澍,若是无能,岂能固守孤城数月不破。可见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为”。

河水灌城 开封覆灭
   历史上只有秦国王贲久攻魏国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时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样迅速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而1867年后,又是西来的秦人再次仗着大水灌城,把大梁旧地的开封城给彻底毁掉了。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黄河决口,翌日黎明,水至开封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南贼溺死无算”。据史料所录,李自成围困开封城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一万。九月十六开封守军两营兵抱土塞门,“水从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九月十七黎明,“满城俱成河汉”,只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时隔3年余,也即由明到清的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过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开封城。
   关于谁是决堤没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李自成大顺王朝毕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获得话语权。白愚、李光壂说得也不很坚决,如白愚言:“黄河之水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时至今日我在开封发问,回答的更像反问:“现在更不好说啦,谁会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这桩悬案,糊涂悬将起来,再回到历史文字的陈述里。
   推官黄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时间派家丁两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昼夜始到土堤,时在河北监军的王燮得黄澍手书,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余只大船,自乘小船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几人见周王后抱头痛哭,后以舟船将周王及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边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间有携带财物,多被兵士搜夺劫取。民有呼告监军王燮,王燮立即枭首示众,以肃清道路,保障民众。
   其实水没开封时,城上尚有兵卒数千滞留。巡按及时运粮、厚赏,命令兵卒恪尽职守,守备不懈。数日后,农民军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数千人登上西城,两军居然在城墙上交战两日,后因官军势弱力穷,登船北渡。
   登城农民军逐渐增多,城墙地方窄小,军力施展不开。监军王燮决意再战,九月二十六秘密发兵三千,潜登西城,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数字不含水分,无疑官军是一次少见的大捷: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击。天数也许在两年前已经注定了,无论北京城墙本身多么威严高硕。
   其实最好笑的是后来,京城的兵部尚书张缙彦1644年正月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国库实在拮据,崇祯听说有银可捞,敦促人火速去办。又觉得名义不雅,即以汴城修复为名,去其积水,捞出沉银,以助兵饷。并欣然批语:“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这朝,不灭才出鬼哩!
   我不尽其畅的文字该束尾了。我曾经独步开封北城墙,隔着女墙垛口向外看,对面沙丘结群信步的开封人的眉眼,我看得分明,我臆测崇祯年北城守备者也是这般能看清农民军战士的眉目鼻眼。
  他们彼此为何而战?为何怒目相视、彼此杀戮?又有谁能真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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