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民主，告别饥荒

朋友家请了一个保姆，宁乡人，娘家就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附近。闲聊时，她时不时讲述一些家史。她出生在49年，作为贫下中农的父母满以为翻身做了共和国的主人，生了她之后又生了两个弟弟和妹妹。吃食堂的时候，她记得是59年，家里六口人有四个住院，因为水肿病，都是饿的。医生问她的父亲，开点什么药呢？她父亲说：多开大米！初听，令人发笑，大米居然成了药？继而，悲从中来，再也笑不出了。她说，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要医生开大米。那时候，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东西。食堂里计划下拨的米通过层层克扣，队长拿点，司务长拿点，会计拿点，到普通人家碗里就只剩下清汤寡水了。一天，她的母亲替孩子们洗衣服被子（因为饥饿，孩子们体虚，晚上老尿床）开会迟到了。队上罚她学习到下午两点才回家。四个孩子早已前胸贴后背，饿得嗷嗷叫。她母亲在米缸里扫了一点点碎米，抓了一大把稻草，切碎，煮成糊糊，孩子们稀里哗啦喝了起来。只有最小的妹妹，那时才四岁，说，吃不下。一顿糊糊就是全天的饭，孩子们只能早早睡觉来抵御肚子饿。凌晨4点钟，她母亲听到小女儿叫妈妈，喊肚子饿。赶忙起来，端出留下的稻草糊糊，小妹妹却不知道吞咽了。天还没亮，四岁的小妹就停止了呼吸。

前两天回老家，与已80多岁的奶奶聊天时，我询问了一下当年闹饥荒的情况，奶奶说，那是蛮困难的。走日本梁子的时候虽然人心惶惶，却很少听说饿死过人，一般白天飞机炸，晚上仍能摸黑下地种田。但那几年太荒唐了，有点粮食也给收走了，每人只分三两谷一天，许多人是靠吃草度过来的，她说，“我们家吃掉的稻草怕有一屋子。”她仍能数出一些饿死的人的名字，补充说他们都是一些饭量大的大汉子，还有些正在发育而又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反正是死了不少人。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数，史学界争论不一，一般在1,000万至5,000万之间。据胡耀邦女儿回忆父亲的回忆录记载：“1960年一年里，全国人口净减1,100万，净增率为-4.57%。”这应该是有所根据的，但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二战期间，德国非正常死亡900万；苏联非正常死亡2,000万；中国8年抗日，非正常死亡3,500万。

回顾整个中国历史，饥荒其实一直未断，根源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汉书‧殇帝本纪》说：“天降灾戾，应政而至……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土改”后，毛泽东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倒行逆施，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招致饿脬遍野。可资对比的是，据曾作“内参报导”的《告别饥饿》一书记述，1947年，毛泽东打内战时，率中央机构300多人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村驻扎了58天，吃粮全由该村17户人家供应，可见储粮之丰。可到1979年，该村农民却再无馀粮剩米，每人口粮全年只百十斤，不到过年就光了，靠糠和谷壳对付到开春。苦菜、苜蓿吃光了就吃树叶，食后粪便带血。一个老汉说：“已经饿了十几年了！饿了十几年又怎样？”

怎么样？穷人依然穿不暖吃不饱，更别说上学和看病。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中国扶贫开发论坛”上透露，我国农村还有2,61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由于专制的苛政总是盘剥穷人，每有天灾，就民不聊生。胡星斗先生说，“没有哪一次饥荒不是发生在专制国度，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饥荒。”（《中国：饥荒之国》）因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生产效率低下、加上虚报浮夸和欺上瞒下，导致信息受阻、民情不通、救援不力等原因而屡屡发生饥荒。而民主制度因民意得以表达、信息畅通、权力受到监控和人权受到尊重，即使遇到灾年，也能成功地避免饥荒。所以惟有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真正民主宪政，才能彻底解决温饱，告别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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