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邪党的五种愚民手段 (一)

2006-06-29 07:11 作者: 陆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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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邪党的愚民政策,以“民众愚昧”的邪论为基础,以强制性地愚弄民众的手段为主体,以达到民众愚钝从而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为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共产邪教的愚民政策不但没有收敛,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逐步升级,特别是到邪恶政权建立40周年的1989年6.4,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直到50周年的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其专制独裁统治下,人世间的黑白混淆、善恶颠倒。共产邪教愚弄蒙蔽民众,迷惑了人的良知,逆天理反宇宙。要清醒地认识其流氓本性,必须揭穿邪党的愚民政策,使人们早日从思想上与其绝裂。

共产邪党为什么要施用愚民政策呢?其依据是中国“民众愚昧”的邪论。

共产邪党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幌子,什么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等等等等。哪里让人民当家作主了?哪里是为人民办事了?就连全国人大、政协,都必须言听计从邪党专制独裁统治的,人们公认为:是“小媳妇”、是“花瓶”、是“橡皮图章”。“等额选举”、“差额选举”,都内定好了还选个啥?!大多数人都没参加过选举,在基层参选人数不够咋办呢?有的一个人代替几个人选举,最基层的选举自发地也以“代表”形式走过场,多么有讽刺意味的“代表制”。再向上则是名正言顺的一层一层地“代表”,这些“代表”都认为所有的选举也只是走走形式,当然越往上去的“代表”越有头衔,基本上都是党政官员,不敢违背上边的意图选。否则便会丢了乌纱帽,甚至于写提案都得看上边的脸色。哪里还有敢直言上奏、为民请命者?!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不敢搞人民的直接选举呢?为什么不敢让人民畅所欲言的发表意见呢?为什么不敢搞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呢?全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弱小国家都能做到,而洋洋中华大国却做不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源本就是自欺欺人的空话。江氏在接受CBS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中国人素质差”。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怎么到了今天,在邪党的统治下也都快60周年了,人类的历史已经跨入了21世纪,怎么反倒“中国人素质差”了呢?!真不知待到何年何月才能提高上来?!

邪党一贯认为中国民众愚昧。说什么“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都带着自己顽固的私利,若搞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则会出现千奇百怪的论调;若搞新闻开放,老百姓又没有辨别真假好坏的能力,不是把思想搞混乱了嘛!”所以对不同观点的言论便整治,违反党文化的书籍就销毁。有位小学教师在网上质问:“有学生说电柱杆上写有‘真善忍好!’为了对教育下一代负责,我想找法轮功的书看看,可很困难。最后借来一本《转法轮》,那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反对政府的,都是要求人们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儿。我们的国家怎么了?腐败没人管,按‘真善忍’做好人却不行?假如《转法轮》是教人走邪路的,那为什么不将其公布于众?为什么反倒匆忙销毁呢?那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香港回归后,人民要直接选举,邪党就是不批准,说什么“香港现在还不据备直接选举的条件。”在其邪党的羽翼下,港民的素质也差了?!试问:假如台湾回归了,台胞再也不能直接选举了,也得搞层层“代表制”吗?!既然回归了为什么还要搞“一国两制”呢?为什么不能象德国一样的统一?就是因为港澳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讨厌邪党的专制独裁制度。既然实行了“一国两制”,为什么不让港人治港呢?说到底还是想搞邪党专制的“一国一制”。现在港、澳、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越来越多,台湾由几百人已发展到50万人,这是邪党的又一大心病。于是,在香港“23条立法”的时候,策划加进了主要针对法轮功的条文,规定“香港不需要调查随时可以取缔在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等,结果遭到了大多数港人的反对,2003年“ 7.1” 50万人上街大游行,2004年“ 7.1”又是53万人大游行。“7.1”本应是香港回归的欢庆日子,可是港人不能容忍把“一国两制”改成“一国一制”的做法啊!这是国际社会和台湾同胞也不能答应的。

一旦谈及这类问题时,什么“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华民族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言壮语,都不翼而飞了,这便是“党文化”的诡辩术——什么问题上说什么话。邪党在口头上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邪党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在邪党的骨子里则认为:“主人”是愚昧的,而“公仆”则是高贵的。这来回乱颠倒的哲学,就是共产邪教的“辩证法”。实质上,不是“中国人素质差”,而是邪党的本质太邪了,做的坏事太坏了,怕百姓知道的真象事实太多了,会引起更强烈的公愤,时时刻刻都耽心丢了政权,才愚弄民众。

共产邪党强制性地愚弄民众的手段主要有五种:

首先,说说对内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地管制。邪党要求新闻媒体必须是党的喉舌,清一色官办。这样一来由于其党专制独裁的“一言堂”,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一言堂”。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是中宣部,领班者是新华社,重大事件必须都转新华社发的独家新闻。所以大陆内的电视台、广播电台虽多,却是千台一调;报纸、杂志众多,却是千篇一律。为抬高独一家的新闻效应,每天都要搞全国的“新闻联播”。为了强化新闻媒体的管制,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别领导小组和领班。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文革领导小组”,领班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镇压法轮功中设“610”办公室,领班则是“610”直统的特别编撰小组,负责编造谎言、导演假事件。比如“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事件,就是特别编撰小组秘密搞出来的,其它新闻媒体不得介入一点,很怕暴露了马脚。

在对新闻媒体的强制性管制中,不断强化邪党的新闻戒律。什么“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必须为政治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歌唱主旋律”等等。对于反腐败,不能监督、揭露,只许定性后才可报道。据知情者透露,十年以前党内一个最高层资深的元老曾说:“共产党若是彻底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所以反腐败只是走走形式,而新闻媒体只能是跟在屁股后边,吹吹喇叭抬抬轿子。对于虚假的人权、民主、自由,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敏感问题,不许涉足报道。财政金融危机形势不好,也要说形势一片大好;下边做点什么好事,都归功于“三个代表”;开展“五个一活动”,强制性地以“党八股”为民众洗脑,什么“乡长坏,书记好,多亏党领导”。岂不知,实际上都是书记最坏,下边也跟着坏了。有敢越雷池半步者,就会被摘去乌纱、开除公职。远的事例太多了,就说最近几年,《工人日报》、《南方周末》的某些人就曾遭此厄运。有时高层专制者还直接干预新闻媒体,萨斯病开头就隐瞒不让报道,致使传染蔓延,危及全国影响到世界。

但新闻戒律也可以不算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北京发表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后,北京的宣传部门曾批评过,并向各新闻媒体重申了“三不原则”:即对气功和人体科学“不报道,不宣传,不批评”。罗干便让何祚庥到天津去发表文章,并指使其杂志社不要认错。这样,来讲清真象的大法学员就越聚越多。天津公安局以扰乱了“秩序”而请示北京,罗干密令强行驱散。于是,天津便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大法学员,并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局还向大法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大法学员不得不到北京国家信访办(位于中南海西侧的府佑街)上访,这便是罗干导演的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违反“三不原则”的何祚庥和那个杂志社,非但没受处罚还得到了褒奖,因为迎合了上头的镇压法轮功的“政治需要”。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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