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邪黨的五種愚民手段 (一)

共產邪黨的愚民政策，以「民眾愚昧」的邪論為基礎，以強制性地愚弄民眾的手段為主體，以達到民眾愚鈍從而維持其專制獨裁統治為目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共產邪教的愚民政策不但沒有收斂，而且是變本加厲地逐步升級，特別是到邪惡政權建立40週年的1989年6.4，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直到50週年的1999年7.20迫害法輪功，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其專制獨裁統治下，人世間的黑白混淆、善惡顛倒。共產邪教愚弄矇蔽民眾，迷惑了人的良知，逆天理反宇宙。要清醒地認識其流氓本性，必須揭穿邪黨的愚民政策，使人們早日從思想上與其絕裂。

共產邪黨為什麼要施用愚民政策呢？其依據是中國「民眾愚昧」的邪論。

共產邪黨打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幌子，什麼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廣播電臺等等等等。哪裡讓人民當家作主了？哪裡是為人民辦事了？就連全國人大、政協，都必須言聽計從邪黨專制獨裁統治的，人們公認為：是「小媳婦」、是「花瓶」、是「橡皮圖章」。「等額選舉」、「差額選舉」，都內定好了還選個啥？！大多數人都沒參加過選舉，在基層參選人數不夠咋辦呢？有的一個人代替幾個人選舉，最基層的選舉自發地也以「代表」形式走過場，多麼有諷刺意味的「代表制」。再向上則是名正言順的一層一層地「代表」，這些「代表」都認為所有的選舉也只是走走形式，當然越往上去的「代表」越有頭銜，基本上都是黨政官員，不敢違背上邊的意圖選。否則便會丟了烏紗帽，甚至於寫提案都得看上邊的臉色。哪裡還有敢直言上奏、為民請命者？！

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為什麼不敢搞人民的直接選舉呢？為什麼不敢讓人民暢所欲言的發表意見呢？為什麼不敢搞新聞自由、輿論監督呢？全世界許多國家，甚至弱小國家都能做到，而洋洋中華大國卻做不到？「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民主」，源本就是自欺欺人的空話。江氏在接受CBS記者華萊士採訪時，對「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做了這樣的回答：「中國人素質差」。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怎麼到了今天，在邪黨的統治下也都快60週年了，人類的歷史已經跨入了21世紀，怎麼反倒「中國人素質差」了呢？！真不知待到何年何月才能提高上來？！

邪黨一貫認為中國民眾愚昧。說什麼「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汪洋大海，都帶著自己頑固的私利，若搞新聞自由、輿論監督，則會出現千奇百怪的論調；若搞新聞開放，老百姓又沒有辨別真假好壞的能力，不是把思想搞混亂了嘛！」所以對不同觀點的言論便整治，違反黨文化的書籍就銷毀。有位小學教師在網上質問：「有學生說電柱桿上寫有『真善忍好！』為了對教育下一代負責，我想找法輪功的書看看，可很困難。最後借來一本《轉法輪》，那書裡沒有一句話是反對政府的，都是要求人們做好人，說真話、辦真事兒。我們的國家怎麼了？腐敗沒人管，按『真善忍』做好人卻不行?假如《轉法輪》是教人走邪路的，那為什麼不將其公布於眾？為什麼反倒匆忙銷毀呢？那不是最好的證據嗎？」

香港回歸後，人民要直接選舉，邪黨就是不批准，說什麼「香港現在還不據備直接選舉的條件。」在其邪黨的羽翼下，港民的素質也差了？！試問：假如臺灣回歸了，台胞再也不能直接選舉了，也得搞層層「代表制」嗎？！既然回歸了為什麼還要搞「一國兩制」呢？為什麼不能像德國一樣的統一？就是因為港澳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討厭邪黨的專制獨裁製度。既然實行了「一國兩制」，為什麼不讓港人治港呢？說到底還是想搞邪黨專制的「一國一制」。現在港、澳、臺修煉法輪大法的人越來越多，臺灣由幾百人已發展到50萬人，這是邪黨的又一大心病。於是，在香港「23條立法」的時候，策劃加進了主要針對法輪功的條文，規定「香港不需要調查隨時可以取締在大陸內任何以國家安全為由被取締的團體」等，結果遭到了大多數港人的反對，2003年「 7.1」 50萬人上街大遊行，2004年「 7.1」又是53萬人大遊行。「7.1」本應是香港回歸的歡慶日子，可是港人不能容忍把「一國兩制」改成「一國一制」的做法啊！這是國際社會和臺灣同胞也不能答應的。

一旦談及這類問題時，什麼「中國人民的智慧、中國人民的偉大、中華民族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言壯語，都不翼而飛了，這便是「黨文化」的詭辯術——什麼問題上說什麼話。邪黨在口頭上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邪黨的官員是人民的「公僕」；而在邪黨的骨子裡則認為：「主人」是愚昧的，而「公僕」則是高貴的。這來回亂顛倒的哲學，就是共產邪教的「辯證法」。實質上，不是「中國人素質差」,而是邪黨的本質太邪了，做的壞事太壞了，怕百姓知道的真像事實太多了，會引起更強烈的公憤，時時刻刻都耽心丟了政權，才愚弄民眾。

共產邪黨強制性地愚弄民眾的手段主要有五種：

首先，說說對內的新聞媒體實行嚴格地管制。邪黨要求新聞媒體必須是黨的喉舌，清一色官辦。這樣一來由於其黨專制獨裁的「一言堂」，就造成了新聞媒體的「一言堂」。新聞媒體的主管部門是中宣部，領班者是新華社，重大事件必須都轉新華社發的獨家新聞。所以大陸內的電視臺、廣播電臺雖多，卻是千臺一調；報紙、雜誌眾多，卻是千篇一律。為抬高獨一家的新聞效應，每天都要搞全國的「新聞聯播」。為了強化新聞媒體的管制，不同時期還有不同的特別領導小組和領班。文化大革命時期，有「文革領導小組」，領班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在鎮壓法輪功中設「610」辦公室，領班則是「610」直統的特別編撰小組，負責編造謊言、導演假事件。比如「天安門自焚」的造假事件，就是特別編撰小組秘密搞出來的，其它新聞媒體不得介入一點，很怕暴露了馬腳。

在對新聞媒體的強制性管制中，不斷強化邪黨的新聞戒律。什麼「意識形態這個上層建築，必須為政治經濟基礎服務」、「政治性第一，藝術性第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歌唱主旋律」等等。對於反腐敗，不能監督、揭露，只許定性後才可報導。據知情者透露，十年以前黨內一個最高層資深的元老曾說：「共產黨若是徹底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所以反腐敗只是走走形式，而新聞媒體只能是跟在屁股後邊，吹吹喇叭抬抬轎子。對於虛假的人權、民主、自由，還有領導幹部終身制等敏感問題，不許涉足報導。財政金融危機形勢不好，也要說形勢一片大好；下邊做點什麼好事，都歸功於「三個代表」；開展「五個一活動」，強制性地以「黨八股」為民眾洗腦，什麼「鄉長壞，書記好，多虧黨領導」。豈不知，實際上都是書記最壞，下邊也跟著壞了。有敢越雷池半步者，就會被摘去烏紗、開除公職。遠的事例太多了，就說最近幾年，《工人日報》、《南方週末》的某些人就曾遭此厄運。有時高層專制者還直接干預新聞媒體，薩斯病開頭就隱瞞不讓報導，致使傳染蔓延，危及全國影響到世界。

但新聞戒律也可以不算數，羅干的連襟何祚庥在北京發表污蔑法輪大法的文章後，北京的宣傳部門曾批評過，並向各新聞媒體重申了「三不原則」：即對氣功和人體科學「不報導，不宣傳，不批評」。羅干便讓何祚庥到天津去發表文章，並指使其雜誌社不要認錯。這樣，來講清真像的大法學員就越聚越多。天津公安局以擾亂了「秩序」而請示北京，羅干密令強行驅散。於是，天津便動用了防暴警察毆打大法學員，並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局還向大法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大法學員不得不到北京國家信訪辦(位於中南海西側的府佑街)上訪，這便是羅干導演的所謂「圍攻中南海」事件。違反「三不原則」的何祚庥和那個雜誌社，非但沒受處罰還得到了褒獎，因為迎合了上頭的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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