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中的对抗

高智晟、郭飞雄的家属于9月30日分别接到二人由拘留转为逮捕的通知，由此两案正式进入审判阶段。高、郭将被非法定罪，看来已成定局。加上陈光诚被无理惩罚，这3个维权事件遭到镇压，突出地显示了当局与群众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尖锐对抗。维权者追索己失和应得之权益，当权者拒绝承认和偿还这些权益，双方形成对立和抗衡，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

当权者必然坚守已夺得的权益，而且要进一步争夺未掌握的权益，这种欲望是巨大的，它的底限是不能动摇维护这些权益的政权的实力。林彪说过一句透底的话：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丢了政权就丧失一切。他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所以当权者在不动摇政权实力的基础上，会不顾一切地掠夺民间权益。他们对于民间起来追索已失和应得的权益者会毫不放松地予以反击和镇压。他们遵循的教旨是：政权是镇压之权。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明白胡锦涛对民间维权活动的如下对策是必然的： 2005年5月19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决不能让人打着维权旗号向我们党进攻”，“不要制造道义领袖”，不要出现瓦文萨。他的讲话发到省军级，压缩后发到县团级。同年7月25日他在政治局会上提出对4种人要严加控制，“维权活动及组织者”是其中之一。这一讲话发到省军级。胡锦涛对大小权贵肆无忌惮地侵犯百姓权益的行为毫无约束之意，放任他们的掠夺式侵权行为到处横行，对群众起来维护自己必要的权益却极端敌视，对维权而掀起的群体事件则取坚决镇压方针，表示“决不能（让它）形成气候”，特别是对介入维权活动的知识界人士坚决打击，“决不手软”。胡锦涛所定的调子成为官方放手镇压维权活动的权力之源。

知情者说，抓捕高智晟的命令是中央政法委发出的，为此而成立的专案组由公安部、国安部人员组成，高检、高法派人参加，“联合办案”，专案组预审结果直接向罗干、周永康汇报并听取指示。依此推断，郭飞雄与陈光诚的被捕也应是中央政法委直接操纵的结果。这3个案子的典型意义在于：或由知识人士直接提出维权申诉，或由知识人士推动民间维权活动，或由民间代表发出维权控告。这些事件可以代表目前官方认为危及社会稳定、扰得他们心乱的维权形式。对高、郭、陈实施打压和惩罚彰显了胡锦涛的“严加控制”、“坚决镇压”的意志。

高案所以成为重中之重，是由于它涉及最敏感的法轮功问题。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所施暴政是中共暴力集团的本质大暴露。这种本质，在毛表现为文革浩劫，在邓表现为六四屠杀，在江表现为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暴虐。江泽民以为祭起“邪教”二字就可以对善良的平民滥施暴政：闻所未闻的酷刑，制人死地的洗脑，发生于 20世纪末叶的东方大国，使记入历史的这一页散发着中世纪黑暗的恶臭。对待群众性的精神世界问题用这种血腥的专政办法解决，只是暴露了这一帮从土匪窝井冈山钻出来的暴民的文明层次之低，道德水准之差，由此形成的传统之顽固，乃至到江泽民这一代仍然如此野蛮。高智晟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人性尊严和人的生命呼吁、呐喊，并以上书形式期望唤来胡锦涛的醒悟，制止这种罪恶行径。面对滥施暴政的恶徒，高的上书已经是非常仁义的表现了。但是，期望当权者扭转这种使他们陷入被动、成为内政外交一大阻力、连他们自己都已迟疑的恶劣形势是没有可能的。邓小平曾经表示由于没有应付八九复杂形势的经验而采取了屠杀政策，这种托辞已经证明他对“六四”肝儿颤了，但他不可能承认错误，更不用说罪恶。江泽民连邓小平那几句托辞都没有，这位对社会毫无责任感的“领袖”不会对镇压法轮功学员的严重后果进行反思，仿佛这件事已经与他无关，他成天想的只是位子、票子、儿子、婊子。于是，留给胡锦涛的只能是在江泽民监视下，规规矩矩按照原有的文件精神回应：“决不能让人打着维权旗号向我们党进攻”，把法轮功问题同“六四”问题一样锁进不保险的保险柜。能活一天算一天，能撑一日算一日。执政57 年这个大党混到这种程度，对危及自己生存的急迫问题已经丧失了敏锐的反应能力，神经已经呈现麻木状态。吁嚱乎，危乎殆哉！

法轮功问题是胡锦涛一大心病。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错误政策而使当局内外交困：出国访问被当众喊话、法律追究，狼狈不堪，境内行政则被痴男怨女泼出命来 “讲真相”，政府出丑，无话回应。胡对这份遗产拿不起、丢不下，他提不出应有的因应之策，只能任凭事态发展。东方航空公司机长袁胜向人传九评、讲三退，解放军301医院前院长以亲身经历证实炼功可以医治某些病症，对这样的现实只有一种办法：迫使袁胜到美国避难，迫使院长从此禁声。显然，这种驼鸟政策是不能持久的。是否有变通的可能？据说，当局曾通过秘密渠道与法轮功接触，探求关系缓解之径。如果这项消息属实，我可断定此举无法如愿。为什么呢？试看中共对台湾之策是以台湾投降大陆为前提，对西藏之策是以汉族依然主导西藏事务为前提，对原有的霸主模式不作任何妥协、让步，还是敦促杜聿明投降的架式：“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中共的又一传统：一向以老子自居，绝无平等意识。哪怕是胡锦涛有意稍作让步以摆脱困境，党内毛派势力也不会认同，他们会蜂拥而上：“投降主义！”将他逼回原地。留待胡锦涛选择的只有“决不能让人打着维权旗号向我们党进攻”这种虚张声势的继续作恶的政策贯彻下去。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内，胡命定要继承江泽民的罪恶而继续与明确要求享有应得权益的大众对抗，他只有这条路可走。

“文革”过后决策层萌生了新的观念：以法治国。这种观念与原有的毛式“无法无天”的观念是冲突的，两者体现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无法无天”是当初暴民造反的产物，形成中共的又一传统，至今仍广泛存在。稍加注意即可看到，无法之“法”至今充斥社会各个层面。口含天宪，以权代法，还是社会的运转准则。胡锦涛一句 “控制四种人”，马上就贯彻下去，成为治政依据。农户欠公款6元，区级官员公然拆其门板、搬其粮食，权就是法。权大还是法大，这个争论反映的是“权力”不肯屈从于“法”，“无法无天”的传统不肯退出执政台面。不仅有法不依，而且“法”成了权力的手中玩物，可以借“法”欺哄世人。《宪法》尽可规定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亦可入宪，但不过是一纸具文，画饼却不充饥。正因为“权大”仍然是通行的法则，野蛮执政还是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这就为打压“维权活动及组织者”时的肆意横行大开方便之门。不用说众多便衣、警车围堵、骚扰高智晟家庭生活于法无据，不用说拒绝陈光诚聘请律师出庭辩护于法无据，不用说赵昕被警方绑架而突然蒸发于法无据，也不用说胡佳被无辜软禁于法无据，只要看异议者、维权者、追求自由者在看守所、在监狱、在劳改队所受酷刑、所受折磨就可明了，那块法律之光照不进的地方是大陆最黑暗之处，那里奉行的原则就是“无法无天”。度过那一段炼狱生涯的反对派人士出来后往往不愿再提及甚至不愿再回忆那些细节，因为那些灭绝人性的遭遇痛彻心灵，超乎人类所能承受的底限。这就是执政党对发出不同声音、做出不同举止，它认为危及它的特权利益的人采取的灭绝之策，这就是对抗的由来。

中共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它相信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真理的中国化则是毛泽东思想，林彪赞为“句句是真理”。中共每项施政、每次运动都以真理为据，因而理直气壮。凡是它破除的、反对的、打倒的、消灭的，也要引经据典，也是理直气壮。不幸的是，这些真理的具体化，转化为实践后，往往同人间常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比如，在“苏区”推行杀人放火政策，杀人有指标，放火要连片，实施红色恐怖，这样就要粮有粮，要钱有钱，把只有几亩薄田的农户住房烧掉，“变小资产为无产”，无产者的队伍就扩大了，要人有人。“真理”的这种具体化，直到化为毛泽东思想，其精髓，一言以蔽之，即抢劫主义。这在毛的语录中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造反就是抢劫，从湖南农民运动抢起，一直抢到“共产风”，抢到农民颗粒俱无，被迫自食其子，抢到今天的野蛮征地，农民被迫失去生存依靠。不同的只是：过去抢时理直气壮，马克思如何教导，列宁如何指示，毛如何发展，丝丝入扣。如今抢时“真理”不见了，“理直气壮”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官方暴力再加黑恶势力的行凶。现在只要维权，首先遭遇的必然是暴打，再现了它的传统：流氓本色。2006年8月9日郭飞雄在火车上无端地被六七个警察暴打，额头、肺部严重受伤，在家休养一个多月。这是他今年第三次遭到暴打。郭说：“他们找不到我们有任何违法的地方，所以就直接用黑社会式的暴力来打击、胁迫、摧残我们的人身，想让我们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他们决心用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黑社会主义来控制这个国家，这是他们发明的一种新战术。”

除了上述公开的对抗外，还有隐蔽的对抗，这是当局实施的非常阴险、毒辣的消灭维权的方式。它是无形的，又是有据的；它是亲热的，又是冷酷的。这样的对抗也许就发生在身边，却看不到、摸不着；一旦觉察到对抗存在，也许为时已晚。这是政治之谜，是人生陷阱。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官方掌握的这种对抗的最核心、最机密的内容，即使有朝一日档案公开也查不到，因为有些人证、物证已经即时销毁，化作烟云飞逝，但是，蛛丝马迹是可寻的，而且就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之中。不断有人公开披露回大陆省亲时如何被诱迫充当线人的经历，不断有人公开坦白如何在生活无着时被诱迫跟踪某人的经历。2001年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洪海组织和参予新青年学会活动，就是由于一名线人打入而破获的。“拉出来，打进去”是这种对抗的一般形式。应当承认，官方对此拥有丰富经验，他们的心理学、社会学知识非常丰富。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否则，只知己不知彼，怎能应对这场隐蔽的对抗战？路正黑，夜正长，多一点经验积累，多一点智慧增长，是应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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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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