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中的對抗

高智晟、郭飛雄的家屬於9月30日分別接到二人由拘留轉為逮捕的通知，由此兩案正式進入審判階段。高、郭將被非法定罪，看來已成定局。加上陳光誠被無理懲罰，這3個維權事件遭到鎮壓，突出地顯示了當局與群眾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尖銳對抗。維權者追索己失和應得之權益，當權者拒絕承認和償還這些權益，雙方形成對立和抗衡，將是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社會矛盾表現形式。

當權者必然堅守已奪得的權益，而且要進一步爭奪未掌握的權益，這種慾望是巨大的，它的底限是不能動搖維護這些權益的政權的實力。林彪說過一句透底的話：有了政權就有一切，丟了政權就喪失一切。他揭示了問題的實質。所以當權者在不動搖政權實力的基礎上，會不顧一切地掠奪民間權益。他們對於民間起來追索已失和應得的權益者會毫不放鬆地予以反擊和鎮壓。他們遵循的教旨是：政權是鎮壓之權。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會明白胡錦濤對民間維權活動的如下對策是必然的： 2005年5月19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決不能讓人打著維權旗號向我們黨進攻」，「不要製造道義領袖」，不要出現瓦文薩。他的講話發到省軍級，壓縮後發到縣團級。同年7月25日他在政治局會上提出對4種人要嚴加控制，「維權活動及組織者」是其中之一。這一講話發到省軍級。胡錦濤對大小權貴肆無忌憚地侵犯百姓權益的行為毫無約束之意，放任他們的掠奪式侵權行為到處橫行，對群眾起來維護自己必要的權益卻極端敵視，對維權而掀起的群體事件則取堅決鎮壓方針，表示「決不能（讓它）形成氣候」，特別是對介入維權活動的知識界人士堅決打擊，「決不手軟」。胡錦濤所定的調子成為官方放手鎮壓維權活動的權力之源。

知情者說，抓捕高智晟的命令是中央政法委發出的，為此而成立的專案組由公安部、國安部人員組成，高檢、高法派人參加，「聯合辦案」，專案組預審結果直接向羅干、周永康匯報並聽取指示。依此推斷，郭飛雄與陳光誠的被捕也應是中央政法委直接操縱的結果。這3個案子的典型意義在於：或由知識人士直接提出維權申訴，或由知識人士推動民間維權活動，或由民間代表發出維權控告。這些事件可以代表目前官方認為危及社會穩定、擾得他們心亂的維權形式。對高、郭、陳實施打壓和懲罰彰顯了胡錦濤的「嚴加控制」、「堅決鎮壓」的意志。

高案所以成為重中之重，是由於它涉及最敏感的法輪功問題。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所施暴政是中共暴力集團的本質大暴露。這種本質，在毛表現為文革浩劫，在鄧表現為六四屠殺，在江表現為對法輪功學員滅絕人性的暴虐。江澤民以為祭起「邪教」二字就可以對善良的平民濫施暴政：聞所未聞的酷刑，制人死地的洗腦，發生於 20世紀末葉的東方大國，使記入歷史的這一頁散發著中世紀黑暗的惡臭。對待群眾性的精神世界問題用這種血腥的專政辦法解決，只是暴露了這一幫從土匪窩井岡山鑽出來的暴民的文明層次之低，道德水準之差，由此形成的傳統之頑固，乃至到江澤民這一代仍然如此野蠻。高智晟挺身而出，為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人性尊嚴和人的生命呼籲、吶喊，並以上書形式期望喚來胡錦濤的醒悟，制止這種罪惡行徑。面對濫施暴政的惡徒，高的上書已經是非常仁義的表現了。但是，期望當權者扭轉這種使他們陷入被動、成為內政外交一大阻力、連他們自己都已遲疑的惡劣形勢是沒有可能的。鄧小平曾經表示由於沒有應付八九複雜形勢的經驗而採取了屠殺政策，這種託辭已經證明他對「六四」肝兒顫了，但他不可能承認錯誤，更不用說罪惡。江澤民連鄧小平那幾句託辭都沒有，這位對社會毫無責任感的「領袖」不會對鎮壓法輪功學員的嚴重後果進行反思，彷彿這件事已經與他無關，他成天想的只是位子、票子、兒子、婊子。於是，留給胡錦濤的只能是在江澤民監視下，規規矩矩按照原有的文件精神回應：「決不能讓人打著維權旗號向我們黨進攻」，把法輪功問題同「六四」問題一樣鎖進不保險的保險櫃。能活一天算一天，能撐一日算一日。執政57 年這個大黨混到這種程度，對危及自己生存的急迫問題已經喪失了敏銳的反應能力，神經已經呈現麻木狀態。吁嚱乎，危乎殆哉！

法輪功問題是胡錦濤一大心病。由於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錯誤政策而使當局內外交困：出國訪問被當眾喊話、法律追究，狼狽不堪，境內行政則被痴男怨女潑出命來 「講真相」，政府出醜，無話回應。胡對這份遺產拿不起、丟不下，他提不出應有的因應之策，只能任憑事態發展。東方航空公司機長袁勝向人傳九評、講三退，解放軍301醫院前院長以親身經歷證實煉功可以醫治某些病症，對這樣的現實只有一種辦法：迫使袁勝到美國避難，迫使院長從此禁聲。顯然，這種駝鳥政策是不能持久的。是否有變通的可能？據說，當局曾通過秘密渠道與法輪功接觸，探求關係緩解之徑。如果這項消息屬實，我可斷定此舉無法如願。為什麼呢？試看中共對臺灣之策是以臺灣投降大陸為前提，對西藏之策是以漢族依然主導西藏事務為前提，對原有的霸主模式不作任何妥協、讓步，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的架式：「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是中共的又一傳統：一向以老子自居，絕無平等意識。哪怕是胡錦濤有意稍作讓步以擺脫困境，黨內毛派勢力也不會認同，他們會蜂擁而上：「投降主義！」將他逼回原地。留待胡錦濤選擇的只有「決不能讓人打著維權旗號向我們黨進攻」這種虛張聲勢的繼續作惡的政策貫徹下去。在現有的權力結構內，胡命定要繼承江澤民的罪惡而繼續與明確要求享有應得權益的大眾對抗，他只有這條路可走。

「文革」過後決策層萌生了新的觀念：以法治國。這種觀念與原有的毛式「無法無天」的觀念是衝突的，兩者體現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別。「無法無天」是當初暴民造反的產物，形成中共的又一傳統，至今仍廣泛存在。稍加注意即可看到，無法之「法」至今充斥社會各個層面。口含天憲，以權代法，還是社會的運轉準則。胡錦濤一句 「控制四種人」，馬上就貫徹下去，成為治政依據。農戶欠公款6元，區級官員公然拆其門板、搬其糧食，權就是法。權大還是法大，這個爭論反映的是「權力」不肯屈從於「法」，「無法無天」的傳統不肯退出執政台面。不僅有法不依，而且「法」成了權力的手中玩物，可以借「法」欺哄世人。《憲法》盡可規定公民應有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亦可入憲，但不過是一紙具文，畫餅卻不充飢。正因為「權大」仍然是通行的法則，野蠻執政還是維護政權的重要手段，這就為打壓「維權活動及組織者」時的肆意橫行大開方便之門。不用說眾多便衣、警車圍堵、騷擾高智晟家庭生活於法無據，不用說拒絕陳光誠聘請律師出庭辯護於法無據，不用說趙昕被警方綁架而突然蒸發於法無據，也不用說胡佳被無辜軟禁於法無據，只要看異議者、維權者、追求自由者在看守所、在監獄、在勞改隊所受酷刑、所受折磨就可明瞭，那塊法律之光照不進的地方是大陸最黑暗之處，那裡奉行的原則就是「無法無天」。度過那一段煉獄生涯的反對派人士出來後往往不願再提及甚至不願再回憶那些細節，因為那些滅絕人性的遭遇痛徹心靈，超乎人類所能承受的底限。這就是執政黨對發出不同聲音、做出不同舉止，它認為危及它的特權利益的人採取的滅絕之策，這就是對抗的由來。

中共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它相信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這一真理的中國化則是毛澤東思想，林彪讚為「句句是真理」。中共每項施政、每次運動都以真理為據，因而理直氣壯。凡是它破除的、反對的、打倒的、消滅的，也要引經據典，也是理直氣壯。不幸的是，這些真理的具體化，轉化為實踐後，往往同人間常理、人類共同的價值標準背道而馳。比如，在「蘇區」推行殺人放火政策，殺人有指標，放火要連片，實施紅色恐怖，這樣就要糧有糧，要錢有錢，把只有幾畝薄田的農戶住房燒掉，「變小資產為無產」，無產者的隊伍就擴大了，要人有人。「真理」的這種具體化，直到化為毛澤東思想，其精髓，一言以蔽之，即搶劫主義。這在毛的語錄中表述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的造反就是搶劫，從湖南農民運動搶起，一直搶到「共產風」，搶到農民顆粒俱無，被迫自食其子，搶到今天的野蠻征地，農民被迫失去生存依靠。不同的只是：過去搶時理直氣壯，馬克思如何教導，列寧如何指示，毛如何發展，絲絲入扣。如今搶時「真理」不見了，「理直氣壯」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官方暴力再加黑惡勢力的行凶。現在只要維權，首先遭遇的必然是暴打，再現了它的傳統：流氓本色。2006年8月9日郭飛雄在火車上無端地被六七個警察暴打，額頭、肺部嚴重受傷，在家休養一個多月。這是他今年第三次遭到暴打。郭說：「他們找不到我們有任何違法的地方，所以就直接用黑社會式的暴力來打擊、脅迫、摧殘我們的人身，想讓我們放棄對民主的追求。」「他們決心用一種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黑社會主義來控制這個國家，這是他們發明的一種新戰術。」

除了上述公開的對抗外，還有隱蔽的對抗，這是當局實施的非常陰險、毒辣的消滅維權的方式。它是無形的，又是有據的；它是親熱的，又是冷酷的。這樣的對抗也許就發生在身邊，卻看不到、摸不著；一旦覺察到對抗存在，也許為時已晚。這是政治之謎，是人生陷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官方掌握的這種對抗的最核心、最機密的內容，即使有朝一日檔案公開也查不到，因為有些人證、物證已經即時銷毀，化作煙雲飛逝，但是，蛛絲馬跡是可尋的，而且就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之中。不斷有人公開披露回大陸省親時如何被誘迫充當線人的經歷，不斷有人公開坦白如何在生活無著時被誘迫跟蹤某人的經歷。2001年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洪海組織和參與新青年學會活動，就是由於一名線人打入而破獲的。「拉出來，打進去」是這種對抗的一般形式。應當承認，官方對此擁有豐富經驗，他們的心理學、社會學知識非常豐富。這是我們需要認真學習的，否則，只知己不知彼，怎能應對這場隱蔽的對抗戰？路正黑，夜正長，多一點經驗積累，多一點智慧增長，是應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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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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