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国人说“中国比美国还自由了。”更有人说：“在中国，你想骂胡锦涛就骂胡锦涛，但在美国，你若想骂布什，你就会吃上“诽谤罪”的官司。” 至于情况是否真的如此，那就是真正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马俱全。”写手多了，写的东西自然就会参差不齐。有人说网上不少写手的写作水平跟小学生的水平差不多。俺一听这话，就会耳根发热，因为俺觉得自己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写手。
其实，这小学生水平也不能完全怪俺，是那个时代害了俺们这一代在“文革”中长大成人的人。是那个时代没有让俺们认认真真地读过几天书。学中文的时间，从小学到高中合起来，除去几年“文革”，几年“批林批孔”，几年“学工学农”，满打满算，也就五、六年的时间，这不是标准的小学水平还能高到哪儿去呢？再加上那个年代像俺这样的工人家庭，一个月二三十块钱，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哪有钱买什么书读呀。俺下面讲的这个“苟来闻与仁不理”的故事算是给自己的一种辩解吧。
俺小学刚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时间，那位平时笑眯眯的女校长被梯了个“阴阳头”挂上牌子游街，不少老师被罚去打扫大街。有的老师身上甚至被泼上人的排泄物。这些突然发生的事，对刚开始懂事的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和搞明白的。这些老师、那位校长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倒”了呢？为什么他们要带领学生跟着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呢？我们社会主义让人民不吃 “二茬苦”，不受“二茬罪”，不再“生活在人吃人的万恶的资本主义”里。这么好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
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党”一样，俺好不容易盼到小学毕业了。一“混”到初中了，就遇上了当时流行的“复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这个术语，对“文革”后出生的后生来讲，很难知其内涵的。但对经历过“复课闹革命”的人来说，就是不再不上课的单搞革命，而要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闹” 了几年的革命，学校已没有什么校风可言了。为了恢复（整顿）校风，学校决定轮流派各班的班长、团支书等班领导到大校门口“堵截”每一个上学迟到的学生。
俺就是那些经常被堵截的学生之一。被堵截下来的学生要自报班级、姓名。学校把这些人的班级、“大名”作为重大通知写在学校最显眼的一块室外（其实是一面墙）黑板上。常言说：“人活脸、树活皮”。老见自己的“大名”出现在全校的“迟到者光荣榜”上，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自俺会走路起，妈妈就教俺要“开动脑筋找巧门。”俺这时想起了妈妈的谆谆教诲，开动了自己的小脑筋，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了敲门！
第二天，当大校门口堵截俺的人问俺哪个班级、姓什名谁时，俺字正腔圆、不紧不慢地答道：“初一五班，狗来问。”那人说：“姓什么、名什么，再说一遍。”俺说：“姓苟。”那人说：“什么狗？”（在俺家的方言里，狗与苟同音。）俺说： “还有什么狗？黄狗、黑狗？你连姓苟的苟都不会写？”问得那位班长（团支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是啊，都读初中了，连姓苟的苟字都不知道，还是班干部，是否有点丢人现眼？俺也不能太为难这位班干部了，俺说：“苟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句号的句字。会写了吧？”“会写了，会写了”。当天中午， “初一五班，苟来闻”的大名就出现在校园里那扇墙上黑板上了。
这种小聪明用几次还可以，用多了就漏陷了。几天后，就有人知道初一五班根本就没有“苟来闻”这个学生，而那几天迟到的学生每个班的班长是清清楚楚的。
后来，俺又想，本来俺想说“狗来问”。结果搞成了“苟来闻”。而“苟来闻” 又与“狗来闻”同音。“狗来闻”这不是说俺太臭了吗？不行，得换一招。俺就用“人不理（仁不理）”的名字来欺骗那些堵截学生的干部们。仁不理虽听上去不通顺，但至少没有骂人和臭熏熏的感觉。然而，“纸终是包不住火”的，俺的这些雕虫小技终究被认识俺的一个人识破了。
常言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没有 “批林批孔”，没有“学工学农”，没有俺常年的迟到，俺的中文水平之少也不必停留在小学水平。凭着俺有爱“开动脑筋找巧门”的好习惯，俺的中文怎么也得 “混”个高中文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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