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遍官场，党核心有责

贪官的真实心态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一百五十三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后，情绪低落，他说：“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不想活了。”又道：“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贪污被判死刑。死前留下遗言，最后悔有两件事：第一，住过无数豪华宾馆，却没住过总统套间；第二，吃遍了山珍海味，喝尽了玉液琼浆，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傑，生前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共产党迟早要玩完，我们得准备一条后路。”

所有这些“大实话”，都反映了中共贪官的真实心态：该贪，一定要贪；然后一走了之。世纪末的疯狂，胜利大逃亡；坚信共产党要倒台，大厦将倾，硕鼠搬家。

连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这样“年轻有为”的高官都准备了“溜走”的后路。邱突然落马，有人说是涉入陈良宇案，有人说是邱与胡温唱反调，故而被撤职。

官场倒退到西门庆时代

近期，陈良宇、邱晓华、刘金宝、何闽旭等贪官纷纷落马后，都爆出有情妇。贾庆林虽然还高高在上，但有关其情妇的传闻，在海外已经炸开了锅。包二奶，养情妇，从毛泽东始。当今中共贪官，不过是上行下效。

中共官场之堕落和糜烂，早就倒退到了北宋西门庆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权钱交易和情色交易的故事，多如牛毛，已经让人听得麻木。

中国传统的富贵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由於没有宗教情怀，把现世现实中的享乐当成最高追求。历史上，有农民领袖起义，起事前，总是说：“苟富贵，不相忘。”三国时，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答：“我位极人臣，此生富贵极天，更复何求？”曹同时暗示要他的儿子当皇帝。刘备拒进汉中王，其幕僚劝进道：“众人追随你，都为取功名、图富贵，如果你一意拒绝，恐怕冷了众人的心。”

可见，权力、官位、富贵，在中国劣质文化中，都是一个同义词。可惜，历史的烽烟滚过了几千年，中共官员的头脑和心态并没有改变。沉醉“金瓶梅”，枕於“红楼梦”，搭载於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充斥着末世情怀。

腐败大国，歎为观止

去年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声称：反腐，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句话，本身说明中共官场腐败的深重。况且，反腐不应该是政府的事，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反对腐败，却不反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是假反腐。如果是真反腐，就应该改变制度，建立监督与制衡。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落马，江泽民保了他，没有判刑，但却把他的秘书李真当成替罪羊，判处死刑。李真在狱中，郑重其事地向中共高层提出反腐建言：“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中共高层虽然没有照办，但随后开始组织高官夫人，参观监狱，以为恐吓。腐败大国，令人歎为观止！

反腐与权力斗争

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相形之下，陈良宇恐怕连“大老虎”都算不上。任何人，如果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又曾经在其他省市生活过，都可以得出一个切身比较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都比洋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更腐败。比照陈良宇，可以肯定，中国所有省市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有问题，都应在“落马”之列。只要卷入权力斗争，“经济问题”就成为落败一方的把柄；即便四平八稳，只要某种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与上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其“经济问题”就会“脱颖而出”，成为致命死穴。在中共官场，政治上的可靠，才是官员升降和保位的标准。贪腐成性如贾庆林、黄菊之类，只因紧跟江泽民，就照样升入最高层。陈希同、陈良宇、邱晓华等辈，则是相反的例子：不听话，有野心，与上级对着干，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不了兜着走。

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是独立办案，更从没听说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反腐当成“首要任务”。中共反腐，由中纪委办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考虑是否移交司法机关，本身就是颠倒程序，贼喊捉贼。

腐败丑闻不绝岂是“胡哥”殊荣不说比西方，连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都比不上。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越共两党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同时也反映了国民的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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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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