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肆禁书：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样，甚至更狠

国民党时代有禁书，共产党时代也有，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中国特色的禁书方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但套路是如此的基本一致。

前有《共产党宣言》，后有《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

虽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这样的"幽灵"可以公开见世面，而广为大众欢迎的《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和《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却一禁再禁。

一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借副署长柳斌杰之口提出"反对文化垃圾"，却保护《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幽灵"宣传品公开合法出版，另一方面却无情地对章诒和等作家的好作品进行封杀，其用心何在？

更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已不仅仅是禁发章诒和女士的旧书《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和《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初出版此书，首印十五万册，未及发行便被封存至今），还有她的新书《伶人往事》，理由是另一个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所言的" 因人废书"。当然，同时被禁的还有更多的新书。

2007年1月19日，中国香港的《南华早报》报称，近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止发行八本文史书，都是讲述中国当代以及现代历史的书，而大陆的新闻报道却只字不提此事。

这八本书分别是：1、有北京女作家章诒和所着反映"文革"期间艺人历史的《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2、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作者晓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3、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海南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4、有讲述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5、有《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6、有回顾50-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50、60、70、80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后出版）；7、有讲述非典疫情期间一名女子因钟情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如焉@sars.come》（作者胡发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2006年第一期《江南》文学杂志全文刊登，网络上有电子版可下载）；8、有讲述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据称这八部文学作品被禁得到证实，有关禁书令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2007年1月北京召开的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并在1月18日得到了一名负责管理出版业的官员的证实，有关部门并要对上述出版社进行处罚。

由于其中被禁的作者之一章诒和，是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的章伯钧之女，格外被舆论关注。2007年1月19日，章诒和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和态度》，公开了一些细节：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邬先生对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章诒和的声明称：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她指责邬书林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她还质问邬先生讲这番话"代表谁？"，并表示"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 "。她说：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这次）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女士表示"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她要求"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对于"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对于宣传部门严厉禁书，有关观察和批评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公民表达自由采取了越来越严密的限制，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时代了。看历史上国民党执政的 1947年9月，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均被执政当局列入禁书，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被称为蒋匪帮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在"摧残文化新闻事业"，可以公开声讨。而在当时，蒋介石此举确实受到了当时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文化界自由人士的"一致抨击"。

194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批评蒋记"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之虚伪规定。社论指出：蒋宪（指当时中国宪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说明"政府可借口各种'必需'之'法规'以限制人民自由权利之范围，还是那么广泛。"该报抨击目前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的各种倒行逆施称："报纸刊物登记困难，登记了发行困难，种种束缚，样样挑剔，再加上各地乱列禁书，自由主义及主张民主的出版物封的封、倒的倒，机关被捣毁，人被殴打，弄得文化衰落，作家贫穷。"以及政治上："借口'异党分子图谋不轨'，及'维持社会秩序'等，滥加取缔、禁止或解散人民集会。"呼吁："真正的人身自由、精神自由、集会自由" （当时中共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1947年2月9日转载）。

对于2007年第一次禁书，舆论尤其网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呼吁，很多网站都转载了这次《南华早报》的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禁书的决定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接决定，但上级就是归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直接受控制。在中国，中宣部被许多批评者称作思想舆论控制的"太上皇"，因为这个宣传机构对中国的新闻出版拥有生杀与夺的大权，可以下令关闭某家报纸或禁止某一本书出版，常常是不必理会中国宪法或任何法律的制约。然而，这次所有被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政府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南华早报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的话说，中宣部认为之所以要查禁这8本书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越线"。中宣部却从来没有对中国公众明确宣布或说明其禁区线到底在哪里，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中宣部也可以指示出版总署宣传出版那一类歌功颂德的文集、选集等书，尽管赔钱可以公费报销。

事实上，封杀不同声音实行愚昧统治，恰恰是让禁书在地下以"盗版"的方式扩大发行的机会，比如《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被禁后一直在书贩子的摊子上流通，网络上也有电子版，官方并不能有效禁止。

我们再回头透过历史看今天，当时还有人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蒋介石"摧残文化新闻事业"，现在中国除了港澳台外却不能在大陆媒体上公开批评政府"摧残文化新闻事业"，这不是说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文化专政，用储安平的话说就是"过去（指国民政府时期），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现在，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再举近六十年前的这份标明"新华社陕北1947年8月30日电，194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例：上海复大教授储安平于"观察"周刊评文汇、联合、新民三报被封称，"因为三报专刊（蒋）政府引为禁忌的新闻，可是他们所登的都是事实，都是（蒋）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蒋）政府把新闻发表权统归中央社，无奈中央社的消息不要看的人愈来愈多，而三报所发新闻（蒋）政府愈顾忌，读者愈要看。（蒋）政府无法防止就只好制止，这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共产党当时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还援引香港"时代评论"复刊号称：蒋介石扼杀文化已远胜于满清及北洋军阀张宗昌、孙传芳。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时，全国900家报纸中，已有670余家为其统制，"惨胜"劫收后，民营报业更寥寥无几，甚至通讯社、广播电台、制片厂亦为其一手控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一封即达几十家。新闻纸统制后全国每月只准用500至1000吨，但上海一地即需3700吨。故大批报纸均被扼死。"文群"等刊物未出版即被禁售，致使大批刊物胎死腹中。至于统制印刷厂、搜查书店，以大卡车搬抢书刊，压迫摊贩，禁运禁售等卑鄙手段更层出不穷，使堂堂大城市如金华、宝鸡等地竟看不到上海出版的刊物。连大托尔斯泰、普希金等已故俄国作家均被目为左倾。凡呼吁恢复政协路线、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作家、学者、艺人均被目为"罪人"。名记者并诒在香港"光明报周刊"十九期撰文指出蒋贼摧残文化暴行"是做贼心虚、面临崩溃命运而发出的战栗"；继即号召全国新闻从业员"让我们所有记者之笔都团结起来、集中起来，扫荡这一群摧残中国民间新闻事业的罪魁，创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民主新闻事业！"

我们今天回味1949年以前《人民日报》所认可的"创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民主新闻事业"

这句话，再对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柳斌杰的言行举止就可以发现，在目前中国，尚无法与国民党时代对比，如果要求他们依照《宪法》约束自己，做到"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可谓难上加难。

邬书林、柳斌杰一等人已经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了，这就是历史倒退进入末世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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