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肆禁書：共產黨和國民黨一個樣，甚至更狠

國民黨時代有禁書，共產黨時代也有，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中國特色的禁書方式，"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雖然是不同的歷史時代，但套路是如此的基本一致。

前有《共產黨宣言》，後有《中國農民調查》、《往事並不如煙》。

雖然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但是在共產黨統治下這樣的"幽靈"可以公開見世面，而廣為大眾歡迎的《中國農民調查》（陳桂棣、春桃）和《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卻一禁再禁。

一方面，新聞出版總署借副署長柳斌傑之口提出"反對文化垃圾"，卻保護《共產黨宣言》這樣的"幽靈"宣傳品公開合法出版，另一方面卻無情地對章詒和等作家的好作品進行封殺，其用心何在？

更令人吃驚的是，現在已不僅僅是禁發章詒和女士的舊書《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和《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2月初出版此書，首印十五萬冊，未及發行便被封存至今），還有她的新書《伶人往事》，理由是另一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所言的" 因人廢書"。當然，同時被禁的還有更多的新書。

2007年1月19日，中國香港的《南華早報》報稱，近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下令禁止發行八本文史書，都是講述中國當代以及現代歷史的書，而大陸的新聞報導卻隻字不提此事。

這八本書分別是：1、有北京女作家章詒和所著反映"文革"期間藝人歷史的《伶人往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2、有從個人經歷視角講述辛亥革命到大躍進的中國歷史的《滄桑》（作者曉劍，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3、有關民權活動人士姚立法經歷的報告文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作者朱凌，海南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4、有講述解放戰爭以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經歷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作者國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5、有《人民日報》退休編輯袁鷹的回憶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6、有回顧50-80年代中國大事的歷史叢書《50、60、70、80年代懷舊叢書》（編者曠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及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後出版）；7、有講述非典疫情期間一名女子因鍾情網際網路而放棄作副市長情人的《如焉@sars.come》（作者胡發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2006年第一期《江南》文學雜誌全文刊登，網路上有電子版可下載）；8、有講述中國新聞界幕後人情世故的《新聞界》（作者朱華祥，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據稱這八部文學作品被禁得到證實，有關禁書令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2007年1月北京召開的一次宣傳和出版工作會議上宣布的，並在1月18日得到了一名負責管理出版業的官員的證實，有關部門並要對上述出版社進行處罰。

由於其中被禁的作者之一章詒和，是1957年被劃為"大右派"的章伯鈞之女，格外被輿論關注。2007年1月19日，章詒和在網路上公開發表《我的聲明和態度》，公開了一些細節：2007年1月11日，在全國圖書訂貨會開幕當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先生以宣讀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違規書選"......鄔先生對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說（大意）："這個人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著，自然是對該社的嚴厲懲處。

章詒和的聲明稱：鄔先生說的"這個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誰？我是從事戲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員，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盟員，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婦。六十歲的時候，我拿起了筆，寫起了往事。先說的是父輩故事，後講的是伶人傳奇。第一本書被禁（即"賣完了，就別再版了"）。雖說這是應中央統戰部的要求，但權力機關已經對我的權益有所侵害。這次，鄔先生沒有對《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評價，卻對我本人的個人權利進行了直接的侵害。我們的憲法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廢書"，直指我本人，直接剝奪我的出版權，而這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她指責鄔書林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從精神到程序，他都沒有遵守"，她還質問鄔先生講這番話"代表誰？"，並表示"將以生命面對你的嚴重違法行為 "。她說：在就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並要求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能講真話。言猶在耳哪！（這次）通風會就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宣布了這樣的措施。新聞總署是國家行政機構，是國務院的下級。這不是和國務院對著幹嗎？鄔先生，您到底想要幹什麼？藉此機會，我想說明這樣一個態度：從提筆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想當什麼社會精英，更沒想去寫什麼"大"歷史。我只是敘述了與個人經驗、家族生活相關的瑣事，內裡有苦難，有溫馨，還有換代之際的世態人情。我的寫作衝動也很十分明確：一個從地獄中出來的人對天堂的追求和嚮往。因為第一本書裡的張伯駒、羅隆基，第二本書裡的馬連良，第三本書裡的葉盛蘭、葉盛長連同我的父母，都在那裡呢--"他們在天國遠遠望著我，目光憐憫又慈祥"。

章詒和女士表示"不會放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因為它維繫著一個人的尊嚴和良知"，她要求"給草民騰出一點兒空間：給他們留下一張嘴，叫他們說說；給他們留下一隻筆，讓他們寫寫。和諧社會的搭建不是靠勒緊，它需要的恰恰是鬆動"。對於"前兩本書的被封殺，我均以'不在乎'應之。但事不過三。這次，我在乎，很在乎！鄔先生，告訴您：祝英臺能以生命維護她的愛情，我就能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遵守憲法的首先該是政府。您是高官，這點應當比我清楚。"

對於宣傳部門嚴厲禁書，有關觀察和批評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當局對公民表達自由採取了越來越嚴密的限制，已經超過了國民黨時代了。看歷史上國民黨執政的 1947年9月，蘇聯小說"鐵流""毀滅"等均被執政當局列入禁書，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是被稱為蔣匪幫控制下的國民政府在"摧殘文化新聞事業"，可以公開聲討。而在當時，蔣介石此舉確實受到了當時相對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文化界自由人士的"一致抨擊"。

194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批評蔣記"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之虛偽規定。社論指出：蔣憲（指當時中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說明"政府可藉口各種'必需'之'法規'以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範圍，還是那麼廣泛。"該報抨擊目前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的各種倒行逆施稱："報紙刊物登記困難，登記了發行困難，種種束縛，樣樣挑剔，再加上各地亂列禁書，自由主義及主張民主的出版物封的封、倒的倒，機關被搗毀，人被毆打，弄得文化衰落，作家貧窮。"以及政治上："藉口'異黨分子圖謀不軌'，及'維持社會秩序'等，濫加取締、禁止或解散人民集會。"呼籲："真正的人身自由、精神自由、集會自由" （當時中共公開出版的《人民日報》1947年2月9日轉載）。

對於2007年第一次禁書，輿論尤其網路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呼籲，很多網站都轉載了這次《南華早報》的報導。分析人士認為這是禁書的決定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直接決定，但上級就是歸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所領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總署直接受控制。在中國，中宣部被許多批評者稱作思想輿論控制的"太上皇"，因為這個宣傳機構對中國的新聞出版擁有生殺與奪的大權，可以下令關閉某家報紙或禁止某一本書出版，常常是不必理會中國憲法或任何法律的制約。然而，這次所有被禁作品都是知識份子對中國現代以及當代歷史上大事的反思，這一禁令體現出政府仍在試圖控制人們對敏感歷史事件的討論。南華早報援引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中國官員的話說，中宣部認為之所以要查禁這8本書是因為它們的內容"越線"。中宣部卻從來沒有對中國公眾明確宣布或說明其禁區線到底在哪裡，其法律依據是什麼。中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當然，中宣部也可以指示出版總署宣傳出版那一類歌功頌德的文集、選集等書，儘管賠錢可以公費報銷。

事實上，封殺不同聲音實行愚昧統治，恰恰是讓禁書在地下以"盜版"的方式擴大發行的機會，比如《往事並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被禁後一直在書販子的攤子上流通，網路上也有電子版，官方並不能有效禁止。

我們再回頭透過歷史看今天，當時還有人公開在報紙上批評蔣介石"摧殘文化新聞事業"，現在中國除了港澳臺外卻不能在大陸媒體上公開批評政府"摧殘文化新聞事業"，這不是說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文化專政，用儲安平的話說就是"過去（指國民政府時期），自由是多和少的問題；而現在，自由是有和無的問題 "。再舉近六十年前的這份標明"新華社陝北1947年8月30日電，1947年9月1日《人民日報》"的報導為例：上海復大教授儲安平於"觀察"週刊評文匯、聯合、新民三報被封稱，"因為三報專刊（蔣）政府引為禁忌的新聞，可是他們所登的都是事實，都是（蔣）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蔣）政府把新聞發表權統歸中央社，無奈中央社的消息不要看的人愈來愈多，而三報所發新聞（蔣）政府愈顧忌，讀者愈要看。（蔣）政府無法防止就只好制止，這是一種希特勒式的作風。"共產黨當時公開出版的《人民日報》還援引香港"時代評論"復刊號稱：蔣介石扼殺文化已遠勝於滿清及北洋軍閥張宗昌、孫傳芳。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時，全國900家報紙中，已有670餘家為其統制，"慘勝"劫收後，民營報業更寥寥無幾，甚至通訊社、廣播電臺、製片廠亦為其一手控制，上海民營廣播電臺一封即達幾十家。新聞紙統制後全國每月只准用500至1000噸，但上海一地即需3700噸。故大批報紙均被扼死。"文群"等刊物未出版即被禁售，致使大批刊物胎死腹中。至於統制印刷廠、搜查書店，以大卡車搬搶書刊，壓迫攤販，禁運禁售等卑鄙手段更層出不窮，使堂堂大城市如金華、寶雞等地竟看不到上海出版的刊物。連大托爾斯泰、普希金等已故俄國作家均被目為左傾。凡呼籲恢復政協路線、抗議美軍暴行的全國作家、學者、藝人均被目為"罪人"。名記者並詒在香港"光明報週刊"十九期撰文指出蔣賊摧殘文化暴行"是做賊心虛、面臨崩潰命運而發出的戰慄"；繼即號召全國新聞從業員"讓我們所有記者之筆都團結起來、集中起來，掃蕩這一群摧殘中國民間新聞事業的罪魁，創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說話的民主新聞事業！"

我們今天回味1949年以前《人民日報》所認可的"創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說話的民主新聞事業"

這句話，再對比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鄔書林、柳斌傑的言行舉止就可以發現，在目前中國，尚無法與國民黨時代對比，如果要求他們依照《憲法》約束自己，做到"以說真話為榮，以說假話為恥"可謂難上加難。

鄔書林、柳斌傑一等人已經不以為恥反而為榮了，這就是歷史倒退進入末世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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