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的诚信度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去年对合肥市上千名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的诚信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诚信出现负增长：小学生的诚信优于初中生，初中生优于高中生。调查数据表明，在诚信行为方面，小学生作业没完成时，83％的人会向老师说明情况；在“考试时遇到难题，而你前面同学的答案尽收眼底”一栏中，83％的小学生表示会继续独立思考；而在“如果在图书馆或阅览室看书，发现好的或认为感兴趣的内容”一栏中，87％的小学生表示会摘抄，仅有一名学生回答“悄悄撕掉”。而在被调查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中，从来没有“考试作过弊和有过作弊想法”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仅占33％和15％，超过60％的学生“偶尔”作弊。而在“如果老师向你了解某些同学课堂纪律的具体情况”一栏中，有14％的初中生竟然选择“避重就轻，不说真话”，这个比例在高中生中更高，达到22％。对随着年龄增长，中国青少年诚信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人在孩童时期总是有一颗稚子之心。古代的老子、庄子都主张反朴归真，认为人一旦接触了社会就会被社会所污染，都是戴着面具生活，说的话可能都是假的。内心与行为是最大程度地背离的。讲假话的程度越来越高，诚信度也越来越差。”

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中，不讲诚信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胡教授说，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教导人们不诚信，人文环境极为恶劣：

“媒体里面都是大话，新闻没有真的，都是讲大话、空话、在单位讲真话很有可能得罪领导、不被重用。所以中国整个的人文环境是极端恶劣，人们对良心、职业操守都非常不看重。”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说，据他了解，现在国内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已经非常公开，人们见怪不怪：

“我们这里的同学谈到在国内做假毕业文凭、假毕业证书都非常公开，觉得‘这有什么？对任何人不造成伤害，只是帮我进入所学的专业而已’。这样的事情不觉得是羞耻的话，说明我们的道德教育是非常失败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社会，所以很多在美国进行社会教育的地方在中国都是空白的。唯一负担起这个功能的就是学校，但是学校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政府的口径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也就目前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过去中国大陆的社会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现在是在一个转型的社会当中，你说封闭，它在制度上封闭性很强，政治权力的一元化，但是从经济上也没办法封闭了。各方面也没办法完全由政治权力控制。这种情况下，最主要是法治跟不上，‘治’我是讲治理黄河的‘治’，不是制度的‘制’，就是用法律来管理各方面包括政治权利，包括立法机构也需要用法律来管。这个观念在国内是不能了解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产生钻空子的想法和行为呢? 林毓生教授说：

“的确是因为有些缝子已经出现了，不是说是完全没有缝子的社会了。不是由一个人说他有绝对权力，大家非听不行。这种情况下，法治方面又跟不上。又搞市场经济，本来市场经济在西方是一个很复杂的演变过程，中间与道德的演化各方面的配合也不是一个政治所能决定的。简单说就是社会的力量越来越秩序化，产生了市场经济。现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产生一种言行不符，互相钩心斗角，尤其在市场经济方面互相精心打算这么样使心里话跟外面的各方面能配合？变成一个重要的生活模式了。孩子们耳目渲染以后自然会感觉到利用各种钻缝子的办法对自己有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孩子年龄越大，诚信度越低，这不能埋怨孩子，中国社会的大背景要负责任，而这个大背景其实就是谎言加暴力的政治。胡教授说，不少党政官员都信奉讲假话，又怎么能埋怨孩子缺乏诚信呢？

“因为大的背景就是某种谎言和暴力的政治。造成整个官员队伍信奉讲假话。这就致使老百姓和学生都喜欢讲点假话，为了入团，入党，考试作弊等，所以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怎么会有诚信度？”
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也就目前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现象进行了分析，陈老师说，过去中国在道德方面的传统是“耻感文化”，但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耻感文化”在消失，陈老师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耻感文化，感到不对就可耻，但现在这种耻感文化在消失。像他贪了钱就尽量不让人知道，也许时因为转型阶段，很多人都不以为耻。反而觉得时能耐，这就是整个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倒退。必然会影响到青少年。”

陈老师接着举目前在中国较为普遍的学生考试作弊为例说：

“现在整个的道德观念被破坏之后，很多同学就觉得讲哥们义气，也不看帮什么忙？不会作就抄我的，他还觉得这是义气。本来抄别人的和然人抄都不是好的，但现在价值观的变化，使他没有办法判断。”

而且，陈老师说，现代学生的作弊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现代化，使老师监考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比如使用手机互通信息作弊，老师就很难抓住。此外，据陈老师了解，在毕业找工作时，有不少大学生在获奖方面造假：

“在个人简历上写很多获奖，但实际上大学没那么多的奖。有些学生把别人的名字拿过来换一下 就成了他的奖了。这是很普遍的。”

陈老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诚信度呈现负增长的趋势表明，中国现代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被冲掉，新的道德理念又未建立起来，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诚信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陈老接着说：

“因为现在没有耻感文化了，大人不感觉耻，小孩就更感觉了，抄袭之后被逮到也不脸红。抄书时把卷子收了，他也无所谓，这就是一个大的环境的影响。”

谈到青少年道德观的建立，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说认为，无非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周围的大环境，其次就是孩子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内部因素：

“从社会大环境说，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这是大家公认的问题，不光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一般生活中间还是在政治领域，我们这些成人都为孩子树立了很不好的榜样。给孩子提供的信息很不正面，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时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但问题是社会的现实表现了太大的反差，那孩子就受周围的影响会大得多。另外一个就是从孩子本身心理发展规律来讲，孩子在小时候，撒谎没有太大的后果。不需要用撒谎来保护自己。所以他年纪越大，这种需要也越来越大，这就是外部环境使他们不诚信的行为增多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蓝云博士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给人们什么样的信息，人们就会照着去作，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不诚信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接受这样的信息。

分析社会大环境对孩子诚信度的影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认为，匈牙利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博兰尼的知识论更能说明问题。博兰尼的知识论认为，人的创造来源于两种意识，即“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

“集中意识”是指人们在思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集中的兴趣和意图，“支援意识”是指人们在学习的时候往往受了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林毓生教授说，按照博兰尼的理论，“支援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比“集中意识”要大。

林毓生教授说，“支援意识”是潜移默化中的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支援意识”不是说出来的，说出来的就不是支援意识了，它是潜移默化当中的一种浅规测。它影响人的行为。根据博兰尼先生的研究，实际上它要比集中意识更重大，一个社会正常的话，浅规测比较健康，‘支援意识’比较健康，这个社会就比较正常。‘支援意识’不健康，即使有很好的圣人讲得大家背得烂熟的东西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这种“支援意识”如何培养呢？博兰尼的理论认为，它只能在接触或师事丰富、具体而亲切的事例或师长的过程中得来。林毓生教授就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支援意识”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潜移默化中与具体的实例相接触所得到的，这个具体的实例很关键。是非常微妙的：支援意识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
林毓生教授接着列举如果一个人想与音乐大师学琴为例说：

“好比我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小提琴家，你要跟我学，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教你，而我很有地位，在全世界很有名。由于我不是一个教学的人，只是一个拉提琴的人。所以学生通过观察、看见老师的姿势、手法等等的实例，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学会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支援意识’，它的原创性就在这里。”

林毓生教授说，“支援意识”对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孩子们得到较好的积极的“支援意识”，那么不需要对孩子进行教条式的道德说教，孩子也会比较具有道德感：

“假如用‘集中意识’一直讲大道理、和宣传口号，浅规则跟他所讲的集中意识不一致，孩子慢慢长大了，发现对他有利的是那些不用诚信的事情，所以教育程度越高，诚信反而越低。”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诚信品质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这种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而意识形态往往无人相信，所以这种道德教育也沦为作秀：

“对这种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抵触情绪就越严重，因为社会环境就摆在那里。大学生也很难了解整个社会的情况。所以，学校里虚假的道德教育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诚信品质呢？林毓生教授认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我讲的治是治理的治，因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机构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据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则是违反法律后设原则的。法律必须是抽象的跟普遍的，所谓普遍就是应该在每个人，每个制度身上，抽象是不能为某个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浅规则，不讲口号，孩子们也会 比较诚信。”就中国青少年诚信品质的培养，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表示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采用他律和自律两者结合起来的手段：

“西方这方面有一个外在尝试性的作用，比方年轻时发生了很大的过错，或者诚信上有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烙印，以后在整个社会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强迫他守信用。中国不是这样，完全靠自律来守信已经是失效了。必须是自律和他律两者结合起来。”

安徽省合肥市的这项调查还涉及合肥市73个大中小企业的高级主管，结果显示，企业对近年来就业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诚信状况评价也不太高，71％的企业主管认为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太真实，99％企业主管建议大学建立大学生诚信记录，认为这也许会促进他们的诚实守信度。对这一建议，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表示赞同，他说，应当让青少年知道，不诚信的行为要负担后果：

“不守诚信，以后在社会上就没有信誉可谈。对不诚信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作用，在美国你要是信用卡有问题，那么产生的影响就是以后借钱不方便，更大的后果就是个人信誉受到损害。像在学校作弊，可能惩罚是停止学籍，开除不能继续读书，不诚信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补充说，除了建立诚信档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诚信度，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道德环境的改善，他举韩国为例说：

“八，九十年代实行了宪政改革以后，这个国家的道德，公德意识空前提高，诚信度也空前提高。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韩国人拿自己家里的金银首饰献给国家，这就说明人民群众认同了这个国家，认同了这个国家制度。整个社会的道德就越来越进步。所以，只有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才会使诚信度有所提高。”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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