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与“和谐社会”作对？

我想世界上没有和自己过不去的人，政治家和名人更是如此，谁这样做一定被视为白痴。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不和谐的事情几乎天天月月都有发生。先是轰动国内外的“冰点事件”，接着是查封何家栋先生临终文集，再后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所谓“打招呼”的禁书案，以及“毙掉”新华社老记者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的再版事件，还有震惊国内外的重庆“彭水诗案”等等。这些不光彩的卑劣行为，每发生一次，就给胡总书记倡导的 “构建和谐社会”抹一次黑。天呀，胡总书记的脸只有那么大，全抹黑了怎么办？我真不知这些近似无赖地痞的官员们，哪来这样的虎胆，敢和胡总书记唱对台戏，而且肆无忌惮。不知谁是这股“虎胆”势力的后台？我想定有“国际反华势力在支持” ——对不起，鄙人也用了一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常用语。

以上那些“抹黑事”，我毕竟不是当事人，还有点半信半疑，无独有偶，现在也光顾我了。因为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我作为受害人、当事人，自然责无旁贷要发声，要勇敢地行动。不发声不行动还叫“右派”吗？还有着人的起码脊梁吗？所以，由61名老右联合发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上书，呼吁：一，开放言禁，反思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二，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三，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此事有我参与组织；四月六日北京“右派”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当然也有我。我早说过，凡是老右的聚会、集会我都会参加。因为我是“右派”，不参加老右的会去参加老左的会吗？我至少还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出卖了良知！做人就得有性格有骨气，没性格没骨气就是一条狗。好，麻烦事来了：从四月九日到四月十二日，我每天外出都有三辆小汽车“护卫”我，妻子孩子惊恐万状，吓得要死。我这个“老运动员”倒很镇静，笑着说：“怕什么，这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只缺开道警车——能不能通知他们派辆开道警车来。”遗憾，终身无此殊荣！

烦心事还不是这一桩哩。四月十六日，十多位老右受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授王效道之邀，去听他讲授抗衰老医学课，因讲课的是老右，听课的我们也是老右，有关当局如临大敌，又是通知院党委又是找王教授谈话，王教授只好站在北医大门前向来听讲的老右朋友说“对不起”。接着，一些参加过四月六日聚会的老右们先后受到“关怀” ：来人不是本单位的就是政府部门的，倒没有警察，态度是十二万分的好，有的还带去水果，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反映，最后说：“今后不要去参加活动，不要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原来如此！

说完别人该说我自己了。昨晚（四月二十日）九时，我在家里楼上看书，妻在楼下客厅叫我：“老头，办事处有人来登记户口。”我下楼见厅里坐着三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自称是通州区永顺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的，来登记流动人口。起初我信以为真，还开玩笑说：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又交税，又买房，还是流动人口？真有趣！相互交谈几分钟后即切入正题，原来又是为着老右联署上书和聚会一事。我也不回避，除指出此事非他们所管，也向他们补讲了一堂反右历史课。他们倒也听得专心，不住点头：原来毛主席是这么样的人；你们应该彻底平反，补发工资。最后还一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道：认错，道歉，补工资！并将我写给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复印了一份，给他们拿回去交差。不管他们是否心口如一，至少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留下的电话竟不是通州区永顺街办事处的，那69528221是住户电话，69548917是部传真机。看来他们不是流管办的。这三人的名字是杨一行、丁春生、高山。于是今天上午我告诉屋业，今后凡有人来访问我，必须出示身份证和工作证，还必须有你们陪同，否则拒见。用老话说：“得绷上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有些当权者总把老百姓合理的诉求视为敌对，今天仍然如此，你说可怕不可怕？！

写到这里还得补充一件有趣的事。四月六日聚会原订在海淀区三湘四水酒店，上午十点人去时酒店突然停电，老板一再致歉，我们只好临时改在另一处酒店。现在才知是北京有关部门下令断的电。还有我们不少“老右”家的电话和手机全被监听，一切行动都在他们掌握之中。现在我才深深理解了一句成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叫“构建和谐社会”吗？到底是谁在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和谐社会”作对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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