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拳王的苦难人生(图)

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

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自己的拳王，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拳王所遭遇的离奇命运。令人无法想像的是，这位中国拳王一生的不幸仅仅是因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一个世界拳王之梦

1.这个人太特别，曾经是全国拳击冠军

读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龄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22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安徽白茅岭农场。待重新回到专业，已是21年后的事情。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岭，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别，他曾是全国 拳击冠军。读到这头衔，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

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反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在眨，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称霞飞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普爱堂投资建造，一大片整齐的3层砖木住宅，到今天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又进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五六岁，从黄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感激，称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早在1915年，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附近。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Reich的法籍犹太人，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去，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
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2.拳王应征入伍，打遍军中无敌手

1949年5月，上海政权易帜，19岁的余吉利迷恋在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是拳击运动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中国拳王周士彬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40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单一，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简单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些变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马厅，成立足球队，还举办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照片。看著照片我问，“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54年后的余吉利，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3.怀拳王之梦试图出走，公安布置超常警力捕获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

1961年8月30日，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教中学体育，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

谁也没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靠著我，我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日子好过些。”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人为因素造成的三年饥荒，全中国饿死了很多人。余吉利看著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有些奇怪。余吉利天性喜欢自由自在。四年体育兵，并没有使他发生太大改变，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来的朋友圈，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圈子里，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甚至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显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传言不虚。当时，城市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堪称天堂。大量乡村断粮，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只不过50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

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口信。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时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都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著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装押解下，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4.在白茅岭监狱劳教期满却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余吉利以为，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 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如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峡谷，余吉利只见自己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中无法挣脱。问起来，他如同回到当年，摇著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

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 拳击手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余吉利不善表达，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越不过去，我不可能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它被人忘记。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也许，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队，三年后转到分流四队。就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李梧龄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这一次，36岁老将周士彬获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28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如何憋著劲想著下一次，想著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梦魇般的大跃进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著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顺势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

接著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恐慌，自然再不提“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本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党的决定了，党让你玩你才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5.自由拳击手最后的自尊，约50岁时擅离劳教农场

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著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他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就满足了。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去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始建于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空地，以会员集资，建造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就是精武会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而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精武的历史档案、刊
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

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尊严。

6.中国拳王77岁却一无所有，正为退休金奔波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著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愣愣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就没什么稀奇，那只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著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著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奔走还在继续，至今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听过的另一个“香港故事”。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