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拳王的苦難人生(圖)



吉利在1953年獲得中國拳擊賽冠軍


二嫂告訴我,她工作過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有個青年工人張國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時間,張國良私下與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塊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這句話被人揭發,他在「文革」中成為「現行反革命」。最後,在創作室優雅小教堂建築的頂樓隔離室裡,自縊身亡。


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處。中國有過幾個拳王?他還有什麼必要解釋自己當年的理想和對事業的渴望?

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曾經有自己的拳王,更沒有人知道這位拳王所遭遇的離奇命運。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這位中國拳王一生的不幸僅僅是因為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一個世界拳王之夢

1.這個人太特別,曾經是全國拳擊冠軍

讀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齡的回憶錄裡。李梧齡智力過人,當年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提前一年畢業,留校任教,被認為在物理研究上會有輝煌前程。陰差陽錯,1958年,22歲的李梧齡遇無妄之災,遂由復旦大學送上海橫浜路收容所,轉安徽白茅嶺農場。待重新回到專業,已是21年後的事情。

白茅嶺農場遠在安徽,卻曾在上海赫赫有名。當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嶺,會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臉色。那個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夠不上送監獄,白茅嶺是個主要去處。去了,也就失掉那個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戶口,多半再不能回來。

李梧齡在白茅嶺輾轉幾個分場,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名字並不多,幾十年過去,他偏偏記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別,他曾是全國 拳擊冠軍。讀到這頭銜,我多少有點將信將疑,直到多年後,余吉利真真切切出現,我才相信,一本回憶錄就是一段真實歷史;裡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

余吉利坐在我對面,我仔細打量,想找出全國冠軍的影子,反覺得面目不清,他本來眼睛不大,一隻眼睛還在發炎,紅紅的只留下一條細縫,另一隻也不停在眨,顯然感覺不舒服。一開口,他的詞語都粘在一起,語流滾動極快,我豎起耳朵才勉強能聽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飛路927弄,稱霞飛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裡弄」,所謂新式,其實就是西式。這一帶是法租界。霞飛坊是仿法式住宅,卻不是法國人建的。1924年,霞飛坊由比利時聖母聖心會普愛堂投資建造,一大片整齊的3層磚木住宅,到今天還是一景。余吉利的父親余宏基就在比利時房屋公司工作,是個普通職員,母親在家帶幾個孩子,家境還算不錯。

少年餘吉利在銘本小學讀書,又進雁蕩路業餘中學。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學外語系的大學生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五六歲,從黃家窗臺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黃曉陽是業餘拳擊愛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擊這一行。提起已經去世的黃曉陽,余吉利仍然充滿感激,稱他為自己的啟蒙老師。那是1946年、1947年之際,余吉利才十六七歲,貪玩而漫無目標,就在即將成年、卻不知下面的路怎麼走的時候,拳擊運動讓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開埠,就是開放。早在1915年,虹口娛樂場一帶就主辦過第二屆遠東運動會,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園和虹口體育場附近。上世紀前半葉,上海舉辦了一系列國際運動會。拳擊運動在19世紀末傳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是體育活動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專派體育幹事艾克斯納前往上海,協助成立體育部。1940年,青年會開始辦拳擊訓練班,教練是個名叫D.B.Reich的法籍猶太人,每隔兩週舉行一次邀請賽,邀請精武體育會、西僑青年會、俄羅斯總會、法國總會、猶太總會等拳擊手比拳。黃曉陽把少年餘吉利帶去,直接向外國拳擊手學
拳。余吉利身體條件好、刻苦,對拳擊非常投入,也長進飛快。

2.拳王應徵入伍,打遍軍中無敵手

1949年5月,上海政權易幟,19歲的余吉利迷戀在拳擊愛好中,對政治並不關心。最初,政權變更似乎並沒有給拳擊世界帶來什麼突變。基督教青年會仍是拳擊運動中心,繼續在八仙橋和四川中路599號的會所舉辦訓練班。八仙橋還是那個猶太人教練,四川路會所由當時著名中國拳王周士彬任教練。在余吉利剛開始學拳的1946年,24歲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七國拳擊賽冠軍。余吉利至今珍藏當年他們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會還在八仙橋會所舉辦拳擊比賽,參加比賽的有大同中學、復旦大學、東亞體專、滬江大學、滬江附中、聖約翰大學附中、精武體育會、中華體育會、環球化學廠、青年會等,共40餘人參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軍體部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聯合舉辦中西拳擊對抗賽,以門票收入救濟失業青年。

余吉利這段時期的記憶非常個人化、目標單一,記憶中的那兩年,就是不斷練拳和比賽。他不善描繪自己的業績,只簡單一句帶過,說當時自己「打一打就贏,打一打就贏,就變成了上海隊代表」。就在這段時期,漸漸地,猶太教練消失了,那些參加青年會拳擊比賽的私立學校也消失在院系合併的潮流中。青年會越來越邊緣化、民間體育組織逐漸退出,政府體育組織開始成為中心。拳擊也基本歸了官辦。余吉利不是很在意這些變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滿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馬廳,成立足球隊,還舉辦一系列體育義賽,以門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級比賽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個上海市冠軍。這次榮耀給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跡,是一張冠軍杯照片。看著照片我問,「獎盃呢?」余吉利輕描淡寫回了句,「送人了」。就是這隻送人的冠軍杯,給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54年後的余吉利,參軍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軍中無敵手。1953年11月,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於全運會前身。代表華東的上海選手陳新華獲輕量級冠軍,周士彬獲中量級亞軍。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全國冠軍。那一年,余吉利23歲。

3.懷拳王之夢試圖出走,公安佈置超常警力捕獲

此後兩年,沒有舉行全國性拳擊比賽。當了三年多體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來到上海市曹陽第二中學任體育教師。

1961年8月30日,區教育局調動,他去了甘泉中學教體育。家搬到襄陽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籃球運動員,也教中學體育,有了兩個年幼的女兒。

誰也沒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麼了?」我很想聽聽他的說法──怎麼就去了白茅嶺。余吉利回答很簡單。他說,「你這個年齡,都知道的,那時買糧要糧票,買糕點要糕點票,魚票肉票,什麼都要票。我娘那時靠著我,我想,假如能去香港,家裡日子好過些。」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那幾年不是票的問題,是持續人為因素造成的三年飢荒,全中國餓死了很多人。余吉利看著飢餓中的老人孩子特別心焦,也是正常。

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上海,有些奇怪。余吉利天性喜歡自由自在。四年體育兵,並沒有使他發生太大改變,本質上還是那個獨立執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擊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來的朋友圈,黃曉陽還是他的好朋友。這個圈子裡,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對他們來說,香港永遠是令人嚮往的迷人都市,甚至就是亞熱帶的上海,有他們習慣了的邏輯和生活。

三年飢荒的日子裡,香港又凸顯為郵寄食品的豐富源頭,誰家有個親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飢。這時,余吉利的朋友圈子裡,流傳起廣東人向香港大遷徙的消息。

傳言不虛。當時,城市飢餓狀況和農村相比,堪稱天堂。大量鄉村斷糧,有性命之虞,廣東也不例外。對廣東人來說,香港近在咫尺,是無法抵擋的誘惑。1958年港英當局實行出入口平衡,廣東每天出入香港只不過50來人。1961年7月,在飢荒壓力下,廣東當局開始實行放寬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廣東出現大批越界向香港遷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為勢頭過猛,很快政策收緊。1962年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當時各路消息傳播緩慢,待廣東寬容遷港的傳聞傳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氣去廣東探個究竟,已經整整慢了好幾拍。

不僅遷港大潮早已阻斷,在新政策下,這樣的企圖已被列入要打擊的罪行之列。

廣州探了個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學同事黎國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國良還託人給他帶口信。一切都晚了。事後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時佈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說到這裡,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麼會抵抗。他都承認,是想去香港,擺脫食物票證不足的困境,他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希望獲得同情,從輕發落。

這希望還是落了空。議論偷渡被歸作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余吉利被處以三年勞教,先送收容所,然後,武裝押解下,被大卡車送往安徽郎溪、廣德兩縣交界處,那是上海監獄管理局下轄的上海市白茅嶺監獄。

4.在白茅嶺監獄勞教期滿卻沒有「刑滿」回家的限期

余吉利以為,拚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女兒改嫁了。

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建於1956年3月,最初為上海遊民殘老、流浪兒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佔地 40.6平方公里,俗稱白茅嶺農場。

一切發生得太快,如腳底突然裂開一條峽谷,余吉利只見自己飛速往下隕落,又像是落在一張大網中無法掙脫。問起來,他如同回到當年,搖著頭連連說:「我腦子亂極了亂極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亂思維中,余吉利以最後一點理智和勇氣,斷然作出一個決定。他提出離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嶺,是終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會受株連。

他的相冊裡,我發現一張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時光的紀念。泛黃照片上,憨厚的年輕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種健康而陽光般燦爛的美好,他們各抱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相差兩歲,只一點點大,正在最可愛的年齡。我無意中翻過照片,後面是 拳擊手用藍色鋼筆拙拙書寫的幾行心情:「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憂心忡忡?65.3.16.燈下」。余吉利不善表達,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嶺的燈下。我突然覺得越不過去,我不可能越過這張照片後面的故事,聽憑它被人忘記。

余吉利告訴我,他還是本能地懷一絲僥倖,企盼成為他活下去的支撐:也許,拚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許,大環境改善後,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也許,能重新回家擁抱女兒,也許,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可以醒來的噩夢。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女兒改嫁了。三年勞教期滿,他必須留場,沒有刑滿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隊,三年後轉到分流四隊。就在那裡他遇到李梧齡。他們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氣質上卻似乎又有某種相通。這種精神上的緣分,使李梧齡在回憶錄裡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憶錄,翻到那一頁,驚訝地發現,李梧齡隨手幾筆,卻無意中記下了余吉利內心的一點隱秘:余吉利當年想去香港,原來並不僅僅是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離開專業隊,余吉利還是迷在拳擊裡。1958年全國20城市拳擊錦標賽,余吉利和上海市業餘隊隊友一起獲團體第一名。單項比賽中,余吉利獲輕中量級第三名。這一次,36歲老將周士彬獲次中量級冠軍。余吉利似乎不願對我提起這場比賽。雖勝敗乃兵家常事,可28歲的余吉利打了個第三名一定很懊喪,可以想像,他如何憋著勁想著下一次,想著一定要奪回冠軍來。可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沒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國迎來夢魘般的大躍進年代,不僅是工農業刮著浮誇風,教育體育無不拖入其中。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龍江省宣稱每個縣要辦一所大學,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學也順勢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掃出去。

接著就是浮誇風帶來的大飢荒,農村縣城普遍陷於恐慌,自然再不提「辦大學放衛星」的躍進幻想,被掃出去的教授們也就默默被人遺忘。沒想到,這兩極震盪,居然也衝擊了拳擊運動。

1958年體育運動大躍進,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上「放衛星」,拳擊界亦不例外,突發高燒盲目發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專業教練指導,紛紛成立拳擊隊,出現不少不該發生的傷害。上海機床廠一名青年工人,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一時傷亡頻報,國家體委倉促宣布,第一屆全運會拳擊項目取消。上海隨即停止所有拳擊訓練。自此整整20年,拳擊運動整個從中國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們興許還沒有回過味來,他們經歷了一個輪迴。運動本是民間意趣、個人本能,是自己鍛練、自己組織比賽的民間活動。全部收歸官辦,取捨的決定也就歸了黨的決定了,黨讓你玩你才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過恢復拳擊運動的消息。可五年過去,1963年,他已經33歲,拳王生活在一個沒有拳擊運動的國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時,朋友們議論起遷徙香港的可能,對1963年的余吉利來說,不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種可能,更是拳王運動生命的最後一線生機。

在絕望的白茅嶺,已經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難友李梧齡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過的世界拳王之夢。

今天,眼前77歲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處。中國有過幾個拳王?他還有什麼必要解釋自己當年的理想和對事業的渴望?

5.自由拳擊手最後的自尊,約50歲時擅離勞教農場

惟母親還在等待兒子歸來。余吉利在白茅嶺,母親在上海,經歷1966年的「文革」,又迎來1976年的「文革」結束。母親仍然沒有等到兒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戶口遷回家的消息。又過了三年,1979年,母親終於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喪,心灰意冷。據當時規定,母親在,他還有幾天探親假,理論上說,也還存著政策改變返回上海的可能。母親一走,和上海的最後一點聯繫被切斷,從今往後,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離開白茅嶺,他要和無數留場人員一樣,埋在山裡了。這樣的前景,他實在不甘心。

1979年,整個局勢在鬆動,49歲的余吉利感覺自己還強壯,年輕時獨立闖蕩的心又在復活。他作了個決定,闖出一條活路來,他跑到青島開始教拳,只要有口飯吃,能自由,就滿足了。作這個決定並不容易,那個時候,擅離一個隸屬上海監獄管理局的勞教農場,要有觸犯天條的勇氣。這也是別人都不敢離開的原因。

上海是個民間氣息很重的地方,會竭力維護一點私人領域,你大可判其為「俗」。也正是這點俗,使它總是能頑固給自己保留一些正統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現可能,人們就會繞開嚴肅話題,去嘗試,去小心推動這點想法的實現。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就是一個例證。

上海精武會是中國最早的體育民間社團,始建於1910年。在同盟會陳其美、農竹、陳鐵生倡導下,由霍元甲創辦了其前身精武體操會。最早將西方體育觀念和訓練方法引入中國。1922年,陳公哲在上海橫浜橋福德裡覓得空地,以會員集資,建造精武中央大會堂。1924年培開爾路總會撤銷,遷入這裡辦公,就是精武會現在的會址,記得我們小時候,誰都可以花上一點租金,租用裡面的體育設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嚴格秩序中,精武會雖是半官辦,卻仍是殘存的一口活氣。而這口活氣,在「文革」中更名為「要武體育館」時又被一把悶住,精武的歷史檔案、刊
物攝影、武術器械等等,俱一併銷毀。

上海的民間是韌性的,「文革」結束,精武體育會恢復了拳擊訓練班。

就在中國拳王余吉利惶惶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嶺而內心掙扎的1979年,美國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給中斷20年的中國拳擊運動帶來了復甦希望。

1980年精武會舉行拳擊表演賽,特請了「擅自離農場不歸」的余吉利。

50歲了,他重新走上拳擊臺。這已經不是爭強鬥勝的年齡,他卻永遠感激這場比賽,是精武會,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個自由拳擊手的尊嚴。

6.中國拳王77歲卻一無所有,正為退休金奔波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訪華,訪問了上海精武會,在上海體育學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舉行了表演賽。1986年,阿里三度訪華,同年6月,國家體委終於在秦皇島會議宣布:恢復拳擊項目。一個月後,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結果,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複查決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無業。原住襄陽南路510弄21號,現住蒙自西路41號。余因企圖偷渡問題,於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審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勞動教養。經複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余吉利的處分撤銷了。他孑然一身,一無所有,55歲。

1987年6月,中國拳擊協會被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正式接納為第159個會員。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運動員江濤獲91公斤級第五名。1997年,67歲的余吉利結束最後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工作。這時候,余吉利才剛剛發現,自己沒有退休金。

2007年,看著坐在我對面的余吉利,一個念頭愣愣出現:假如中國拳王幾十年的欠薪被忘記,對我們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那麼今天民工們拿不到欠薪也就沒什麼稀奇,那只是我們傳統的因循。

2007年,一名臺灣拳擊手在上海開了一家飯店,請拳擊界人士參加開張典禮。77歲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請之列。在臺灣拳擊手眼中,拳王永遠是拳王。他不會知道,拳王坐在那裡正心力交瘁。那一陣,在朋友們鼓勵下,余吉利又開始新一輪奔走,這次,是試著爭取一份退休金。他兩次給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轉回區教育局,隨後就沒了音訊。他去當年任教的學校,學校告訴他,檔案已在「文革」中遺失,沒了依據。他一個個地找到幾十年前的同事,請他們出具曾經工作的履歷證明。他被迫再次試著用紙片拼湊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證明自己曾是名揚全國的拳擊冠軍,只是證明自己曾經有過一份正當工作,這工作的中斷是源自公安一個錯誤的行政處理。

奔走還在繼續,至今還沒有什麼結果。

我最不會安慰人,不知說什麼才好,尷尬間,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為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我不由轉了話題,「現在開放‘香港自由行’,你後來去過香港嗎?」

「沒有。」余吉利平靜回答,眼中沒有波瀾。

我突然想起聽過的另一個「香港故事」。二嫂告訴我,她工作過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有個青年工人張國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時間,張國良私下與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塊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這句話被人揭發,他在「文革」中成為「現行反革命」。最後,在創作室優雅小教堂建築的頂樓隔離室裡,自縊身亡。後人提起創作室,均以出了一個陳逸飛為榮,無人再提張國良。

這個香港故事,我沒有講給余吉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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