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家朱东润:一生追求历史的真实(图)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文学批评家,传记文学家,曾任教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著作有《张居正大传》等。

有一部传记,似乎全然违背了朱东润对于传记文学“史”的要求。他在开创传记文学写作体例时,曾强调除了文学性,首要的是真实。“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段被奉为中国传记文学写作标准的话,却被它的倡导者朱东润在72岁这年,亲自违背。

这一年,朱东润没再为历史上的大人物写传记。一个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成为他传记中极为另类的主角。问题在于,这个主角,查无其人。这位传记文学第一人,竟然把洋洋洒洒一篇大作,献给了一个虚构的人物?

不过,即使是最严肃的评论者,也许也会原谅朱东润。因为这本《李方舟传》,是这位著名传记作者对爱情的一次隐秘追忆。他的妻子因为受他“反动文人”的罪名牵连,遭到迫害,自杀身亡。他把对这名温柔贤淑、刚强果断、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一生的家庭妇女的思念,寄托于“李方舟”。

这位老人一生追求历史的真实,晚年却被迫选择了曲笔。每当夜阑人静,他趴在堆满书籍和杂物的床上,“展纸染毫,透过细细密密的文字,与亡妻相会。”他说,她“把他生命里的春天带走了”。

这种变化,前后相隔不过30年。此前,在《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中,朱东润开始建立对现代传记文学的系统看法,认为传记应用“西方传记文学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在“虚构的运用上较为谨慎”。

这一原则,在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张居正大传》中得到了坚决贯彻,所有的事实,都经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征”。他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值得读,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一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另一部就是他的《张居正大传》。

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写《陆游传》时,朱东润已经感到这种坚持难以为继。“大跃进”开始,人们一再催促他加快写作进程,他“神情痛苦,如下地狱”地决定把完成时间提前两年,仍然被认为太慢。后来的研究者发现,《陆游传》“对文学的偏好要大于对史学的坚持”,颇有些当时文学创作“高、大、全”的影子。

但他的作品后来还是被认为是替敌人“策划反窜大陆”,他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反复批斗。

当这名垂垂老矣的“反动文人”在一盏昏灯下,躲避着监视者的目光为妻子写传记时,时光仿佛倒流。此前,朱东润在中国传记文学领域拓荒之时,也是在这样一盏油灯下。那时,他在油灯上架个竹架,上安小茶壶,尽管油灯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

那时候,朱东润“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有一回,他的北墙被风雨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他“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而当日本飞机轰炸时,因为是夏天,身上穿的白衣服不宜跑警报,就只能“伏在窗下”,等敌机走了,爬起来继续写。

当年一心要“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的学者,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在每日强迫劳动之后,偷偷摸摸地写作妻子“平凡的一生”。而在后人眼里,这种写作隐晦而艰涩。他的《李方舟传》丝毫没有提及“文革”,只在最后一章,写到老夫妇同游南翔镇,无意中听到一首骚体悲歌如天音传来,夫人“惨然泪下”。

他的学生每读到这里,便仿佛看到一个面带愁容、满腹隐忧的老人,“被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驱使着,吃吃力力地跟着时代跑”。

如今,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开拓者的这些点滴回忆,已渐远渐淡。只有他的一句话还不时被提及:朱东润希望,在他死后,人们能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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