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源:我的中国,我的西藏

作者:王千源 发表:2008-04-26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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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而在这个我似乎无法再回到中国的夏天,我计划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阿拉伯语。我的目标是:在我30岁的时候,除了汉语和英语,再掌握10门语言。

我如此(饥渴地学习外语),因为我相信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拿中国和西藏来说吧。如果更多的中国人学习藏语,而更多的西藏人学习中国的更多事情,我相信,我们这两个民族(peoples)能够更深地彼此理解;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危机,我们也能够和平地克服。

当我试图在中国的和支持西藏的校园游行者之间调停的时候,站在中间立场的我被中国人抓住、诽谤和恐吓。游行结束之后,这种恐吓仍然在网络上继续着,而且我开始收到恐吓电话。然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在中国的父母也被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一段令人恐惧不安的经历。不过我决定,即使冒着威胁和辱骂,也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我的故事。

当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的时候,我曾担心我不会喜欢这里。杜兰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个小城, 而我来自有430万人口的大城市青岛。但是最终我适应了,而且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圣诞假期时,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回家的旅费太贵了。因为宿舍和食堂都关门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个多星期,和四个西藏同学一起。   

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西藏人,更别提和他们交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玩牌和下棋。当然,我们也讨论我们在中国的两端长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这种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一直认为雪域高原是个浪漫的地方,很久以来都对西藏怀有好奇和向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

在三周里我们谈了很多,当然我们交谈时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学里藏文都不是教学的语言,藏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濒危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西藏人必须接受汉语教育来在我们的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中胜出。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产生了愿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既然他们已经学习了我们的。

4月9日傍晚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些回忆。当我走在从餐厅去图书馆学习的路上时,我看到了广场上举着西藏旗和中国国旗的对峙的人们。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关游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在两群人之中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在人群之间穿行,询问我的朋友们的看法。两群人站得泾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谈,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

我认为我应该试图让两群人走到一起,开始一些交谈。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也是老子、孙子和孔子教导我们的。我的父亲也曾经教育过我,观点分歧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里面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见总是会造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应该保持沉默,营造和谐。

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活动的组织者后背上书写标语"解放西藏"引出来的,那位组织者是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事实上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他要求我这样做,并且以我帮他写了之后,他才会和中国游行者对话为交换条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会如何抓住这件清白无辜的事情作为把柄。双方的组织者确实一度进行了沟通的尝试,但是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游行者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应该站在他们的一边。支持西藏游行者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大家,试图把一场吼叫的比赛变成一场意见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到中间,力劝双方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异。

然而中国游行者们--可能有100人或更多,远大于藏独游行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大喊大叫,不让另一方说话。他们步步紧逼,推挤得对方--只有一打人的藏独游行者群体--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门上,高喊着"骗子,骗子,骗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这太盛气凌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知道这句谚语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试图增进双方互相的理解。我在两群人之间来回穿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国人用我们的语言交谈。我一直力劝每个人冷静下来,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们更愤怒了。一些中国年轻人--我们叫他们"愤青"--开始对着我叫骂。

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人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着:"让她说话。"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少部分丧失冷静者的叫喊声淹没了。

因为我说了些英语,中国这边的一些人指责我,叫我只说汉语。但是美国人不懂得汉语。一些中国人认为不说英语是在体现民族尊严,我认为这样想很奇怪。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在游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国人围住我,指着我, 说: "记得柴玲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样。" 他们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我应该下地狱。他们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然后情形开始感觉起来就像一群愤怒的暴徒快要攻击我了似的。最后,我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游行。

回到我的宿舍,我登录了DCSSA(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和邮件群,看看人们怎么说。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一名干部钱方舟(音),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确实给了他们点颜色看看!" "

我贴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没有支持西藏独立,就像一些人指责我的那样。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国的自由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基本权利受到保护,就像中国政府宣称的一样。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引发一些实实在在的讨论,但是人们只是更厉害地指责和奚落我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股风暴席卷了网络。我的照片被贴在了网上,我的额头上打印着"卖国贼!"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证号都被贴了出来。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中国警方。"

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国的家的详细地址,和号召人们去给"这个无耻的狗"一点教训的帖子。然后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收到很多电话恐吓我的人身安全。这很讽刺:我努力去阻止的东西,全部加诸我的身上了。

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要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命恐吓。她说我不该打电话给他们。从那时开始,简短的电子邮件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门口倒扣着一桶粪尿。更加频繁地,我听说玻璃被打破和门被贴上猥亵标语的消息。并且我被告知,在集会讨论对我的制裁之后,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毕业文凭,并且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我理解人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的缘由: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悲剧性的。但是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人彼此煽风点火,表现得像暴徒一样,所以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现在,杜克大学警方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国网络上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和那些诽谤我的人预期相反,我没有束手无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开这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也为了让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决定检验我言论自由的权利。

因为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

(观察注)本文英语原文原载《华盛顿邮报》,汉语译者不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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