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发表:2009-07-11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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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资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進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産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産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 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15-20%。中国实行教育産业化之后的 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 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 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四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
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進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産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産出"直至"不産出":以青海省为例,四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進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遊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路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 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的社会進步

高等教育的進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识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進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系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進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馀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進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進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何清涟 清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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