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驱逐马列，再造中华（下）

作者：洪荒发表：2009-11-09 13:29

文章摘要: 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这些个性特征，长久以来渐渐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共性特征。在中国人完全舍弃了优良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伦理之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人认识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使中国人只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事物，忽略了精神的高尚追求和道德修养，使整个民族和东方文明从此沦为一片精神的荒原。

2、中国化的方法

做为马列主义代理人的“中国支部”，其理论家们必须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得以合理存在的借口，必须使中国的社会“现实”附着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上，以便于为下一步的实际行为找到借口和理由，即“打好理论基础”。

⑴、历史阶段上混肴

不顾中国当时处于帝制末期民主主义初期的事实，将历史扭曲变形，说中国与当时的德国一样正处于“封建社会”，以使中国现实社会与马克思的德国版“历史发展阶段”实现无缝对接，为马列主义的其它理论登堂入室扫清障碍，便于进一步完成在中国的政治操作实务。

此“封建”说，后被无限放大外延并政治化，一切与愚昧，落后，迷信，无知，保守，顽固等相关者，皆可被冠以“封建”之名，或见其遗害无穷。

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周朝即已开始（实行“封建制”，即“分封而治”、“分而建之”，还出现过“周召共和”）。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因为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就是纯粹的诸侯割据的“封建制”。当时各诸候国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不同，所以在那个时候才可能出现众所周知的百家争鸣这样的自由学风，形成大家辈出的局面(如孔、庄、墨等)。从秦始皇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建立民国的约两千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逐渐加强，这段时期，是中国的君主帝制时代。不过在几个一统天下的中原王朝(如汉、唐、明)(蒙元、满清属外族，另议)之外的断代时期(如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君主专制制度也并不是很稳固，其间屡有间断和反复。

⑵、社会结构上编造

不顾中国本不存在的“工业社会”及其“无产阶级”现实，将代表中国经济状态的农耕经济进行压缩淡化，而将少部份城市工商业突出强化，将“农业文明”强行表述成“工业文明”，以此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存在，人为“实现”中国与德国或苏联社会的同质化，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找到在中国落脚的支撑点，再下来进行武装夺权，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看，除了在极小范围的沿海沿江等中心大城市出现一些商业经济和初级现代工业外，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可以说是不存在“马列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资本家”及其“劳资关系”，也基本没有突出“剩余价值”的必要。但这样就没有了《资本论》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更不会因此而出现“无产阶级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基础。

⑶、权力设计上自封

越是完美无缺的，越是阴险可怕的。骗子的谎言总是以最美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只是为了得到受众的信任。

认定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不做体力活的“知识分子”也是广义的“工人阶级”，更进一步，“中国支部”又必然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至此已掌握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法理，为最终成为领导阶级铺平了一切道路。其它一切阶级等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则被视为觉悟不高和立场不坚定者，沦为了与被剥削阶级无异的“被领导阶级”。

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政治欲望，在此理论指导下人为制造阶级矛盾和仇恨情绪，将本可以用时间和人性来调和的社会关系恶化为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少数人在其间坐山观虎，以别人的左手断别人右手之法，来实现自己的渔翁之利。

3、愚民三步曲

⑴、思想上欺骗

就像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一样，扫荡诸如宗教组织等等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把持垄断如文化、教育、宣传、新闻等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以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为唯一信仰，不能有任何异见，最终实行宗教化的神权政治。

毛时代封闭国门信息封锁，使得人民没有和外部世界比较的可能，国内也不会产生横向比较造成的不满，所以人们认为毛及其统治公平且廉洁，这是现在一些人还在想念他的主要原因。

马列要真的是一个理想的“主义”也还罢了，起码还可理解为是“好心办坏事”，问题在于它的表现实在是连这个“虚幻”的东西也不是，到头来人们终于发现，“主义”只是一面好看的骗子的大旗，其实际所为，不过是“坏心办坏事”的窃国行为。

⑵、行为上打压

从理想方面要实现共产，为此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产生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极端思维，当然容不下其他政党和异议。

实行军事化统治，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和生产队），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相互持续监控，这也就难怪其主义会让中国人变得那么的血腥和暴力。

⑶、经济上控制

控制了一个人的经济，就控制了他的灵魂。剥夺一切公私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每个人的粮道，使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的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狼养羊与人养猪一样，都是为了最终烹而食之,专制者养奴隶和奴才，同样不外乎如此。

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1、输入中国的目的

马克思本人及其主义本身虽没有直接与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接驳，但却由异族学生列宁和后继者斯大林发扬光大并输入中国，阴谋建立“中国支部”，支持其代理人进行武装割据行分裂中国之实，然后对中国实行殖民化和苏俄化改造，使中国近百年来沦为它的附庸国，成为它的挡箭牌和替死鬼。中国实际上为其起到了军事桥头堡和战略缓冲区的作用，使其最终得以南引日俄战火至中国腹地变为中日之争，实现了南下东进、直出太平洋对抗日美的战略目的。

中国则无辜承担了日俄利益之争(后清的日俄战争和中国的十四年抗战)的所有后果，由此直接造成了中国几十时间的战乱和生灵涂炭，以中国空前绝后的领土、人文、物质、生命、政治、制度、经济、科技的全方位损失换来了苏俄的一时平安，中国则丧失了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上学习赶超世界现代化、工业化末班车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马列主义从根本上彻底斩断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的血脉，让后人面对的是一个难已完整修复的残败世界，至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为其买单，仍不知其终时……

只是这个中国学生本身具有更高的历史潜质，在借主人之势坐大后，便不再惟命是从，而自成一家另立“马列”了，这或是苏俄未曾料想和难以把握之事。

2、“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化

马克思主义以尚难自成体系的“进化论”为基点，加上马本人混乱的逻辑推理和主观臆断的空想理论，必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不论其言词和内容有多么美好，它也是“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和错误的哲学基础上建立的一个一错再错的唯心主义理论”，这正是后人称其学说为“马教”的原因所在。

一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和修身养性为主，尤其在行为上不主张暴力，强调以和为贵，而凭空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不但强调暴力的必须性，更为暴力披上一层合法和道德的外衣，使暴力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和理想追求。

到了中国化的后期，不但具备了宗教的理论，还出现了唯一崇拜的神，更加上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至此，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其从学术理论到政治宗教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至此达到顶点。

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这些个性特征，长久以来渐渐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共性特征。在中国人完全舍弃了优良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伦理之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人认识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使中国人只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事物，忽略了精神的高尚追求和道德修养，使整个民族和东方文明从此沦为一片精神的荒原。

3、“剩余价值论”的谬误

⑴、片面性和时效性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二百年之后，民主制度下的各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度调节”方式，对强势资本方加大征税，然后再对社会财富进行劫富济贫式的二次分配，来达到财富平衡和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经过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自然发展得来的这种“福利”社会，在制度的保证下，通过一次次抛弃了暴力革命的相对和平的劳资互动，完成了暴力革命无法保证能够完成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从根本上完成替代了马克思为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所设计的暴力革命理论。

其实“主义”的名称如何皆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形态的实质表现。近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不论其称呼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后福利时代”，抑或是“修正资本主义”，现在却“歪打正着”地走上了一条马克思所设想的“类社会主义”和“类共产主义”的道路，而做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却并没有按照其祖师爷的设计自然地和平地走向这条光明之路，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及其信徒们为历史留下的一个莫大的悲剧和笑料。

这个现象说明，一是社会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从不成熟到成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二是人为地强迫地设计并暴力地推行本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则的极端主义，终究要以失败造终；三则是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经常性地对错误的社会行为进行修复、制约和更新的制度，以此动态的良性的变化来保证社会肌体不断地新陈代泄、存优去糟，如此以来，最终剩下的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⑵、世纪新迷失

在二十一世纪的新环境和新条件下，新一代信徒们一方面将思维定格在一百年前工业化初期马克思时代的德国，以政治正确，理论正统和道德正宗自居，教条地认同僵化了的“剩余价值理论”，拒绝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有益社会的良性反省和改造，从根本上排斥市场经济及保证其得以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却也在为自己的集团自私行为寻求新的理论支撑。

这时候，“剩余价值理论”阴差阳错地在中国非驴非马的经济现状上有了另类的体现：掌握着社会主动权的政府竟代表了资方，国民个人则代表了劳方。尤其可怕的是，马克思所提倡的工人利益组织---工会在这里却难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政府与国民个人二者之间不对称的劳资供求关系，使个人成为弱势的被剥削者。

从初创时普通的民间劳资关系发展到国与民之间的二极对立关系，马克思终生欲除的“剩余价值”现象在中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学生们以国家政权的手段无限放大，这是马克思又一未曾料到的学术成果，还是后代犹大们对其耶酥精神的彻底背判？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期内表面上看似风光无限，于是即有人不顾中国经济是以血泪和生命为支撑的残酷事实，利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势祭起“社会主义优越性”，推出了“中国模式”为自己的行为辨解，津津乐道“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走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福利的道路，这不正好说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吗？”

这种声音虽然在中国和世界大有市场，但其不愿承认或是有意回避的一个无情现实是，这些“福利国家”恰恰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取得的，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联――要是“社会主义道路正确”，那你为何不去“实现”，而是如此有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精神地让别人先去“实现”呢？假若没有了血泪和生命的支撑，不知“中国模式”尚能存否？

这种历史逆流，必须引起人们的警觉。

五、反思历史，重新做“人”

1、被愚弄的中国人

近百年来，无数中国人被动地卷入到马列主义带来的历史旋涡中。

曾不被“中国支部”看好的中国农民，最终成为了追随其进行暴力革命的最坚定支持者和最大付出者，其中部份最终竟也成为了“领导阶级”，不过在政权建立后一切万事大吉之时，那些底层的多数农民则又成为了被名为“工人阶级”实为新的专制阶级集团再次抛弃的历史玩物，成为杀人最多，也是受伤最大的一个阶级。中国农民参加的这场历史游戏，只是在重复历史，一如既往地成为“革命的工具”和被革命的对象。

而“工人阶级”只是“中国支部”将“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马列化”，最终得以“借壳上市”的一件政治外套。“被”挂名了的工人阶级，从始至终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度不高，受害或付出自然不大，不过在建政后竟以“领导阶级”之名成为因名得利者，坐享其成地与领导集团分到了“工人阶级”“应得”的部份利益，这也算是“仅借其名，尚还其利”的“仁义”回报了。至于后来被“下岗”，则不过是在是重复中国农民曾经被出卖的老路。

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虽然也被标榜为领导阶级，但自从成为“统战和团结的对象”那一刻开始，即成为失去人文精神的俘虏和御用的夜壶，终沦为“被打断了脊梁骨”的学舌鹦鹉。

其实不论工人阶级、农民兄弟、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支部”眼中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和被领导阶级”，只不过是集中营中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奴隶。到了改良时代，部份人才由奴隶变身为“纵做鬼，也幸福”的奴才。

2、驱逐马列，再造中华

专政就会有独裁，独裁就会邪恶。部份极端化了的宗教和主义天然具有一些共性特征，即愚昧（自称真理、科学）、专制（包括排他、迫害不同信仰者）、暴力、反人性。

犹太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宗，基督教神学则是马列主义的祖母。犹太民族为世人带来了耶酥这个闻名天下的思想大师，带来了基督教，带来了大西洋文明和现代文明，也带来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科技领域的无限探索，却同时也带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唯物主义”，更有后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及其血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以数计的人类灾难，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越大越广，说明其带给人类社会的伤害越深。中国，毫无疑问是受此毒害最深重的国家。

在中国本就崇尚暴力的土壤上，以看似完美无缺的马列主义进一步支撑了中国社会的暴力行为和阶级仇恨，从心理上满足了传统的暴虐习惯，却对社会发展进步于事无补。尽管如此，马列主义者却从始至终自我认定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宗教之外对人类未来社会进行预测和设计、进行社会实践的“科学”学说。

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毫无疑问是以新专制推翻旧专制的过程，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并无二致的另一次农民起义的翻版，是近百年来一直寄生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阴魂，是中华民族前进路上最大的精神阻力，它在事实上让中国陷入了另一次难以自拔的历史周期泥潭之中。

马列毒害，罄竹难书，这笔算不清的旧帐，中国人找谁去“讨个说法”？

但凡是能在历史长河中兴风做浪者，不是功臣，就是罪人。从中国历史发展和实践验证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原罪是其本人及其理论，后罪则是其异族学生和政治代理集团。

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人只有长期持久、彻底干净、毫不留情地反省历史，驱逐马列，再造中华。

2009-10-30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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