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 视（下篇,三)

王道问题才是天下之大本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王位继承属于文化标准之下的政事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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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角度，无论谁做王，天地人君臣民的关系都应该是一样的，即都是法天爱民，天下为公，君为臣纲，三才合一。这个文化可以支持、要求任何人做王，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人做臣、做民。这个文化不随具体人的变化而变化。

王位如何传承，属于文化标准之下的政事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应该臣服于文化问题之下】

技术问题与文化问题，属于社会及人类问题的两个层面，相互有高低的区分。其中文化问题属于更根本、更高的层面，技术问题属于更具体、服务性的层面。

所以关于王位继承问题正确的讨论方式，应当是围绕着文化问题为核心，来决定技术问题的答案，而不能反之。

【例如世袭制与民选制问题•之一】

例如关于世袭制与民选制的优劣，曾经有多种讨论。有人认为世袭制优秀，是因为世袭制能够促使前一代尽力治理、不惜留美于后一代，而民选制受任期所限，容易发生短期效应。有人认为民选制优秀，是因为民选制能够限制腐败、淘汰无能，而世袭制缺乏必要的对王权制约。以上讨论无论各自观点是否正确，但讨论方式都是正常的，都是以“爱民”、以文化问题的答案作为衡量标准。

如果以体制问题的答案作为衡量标准，例如根据自己的信仰认为世袭制符合尊王原则，或者认为民主制符合民主原则，以上讨论无论各自观点是否正确，都是错误的讨论方式。

【例如世袭制与民选制问题•之二】

选择了正确的讨论方式之后，就需要确定正确的文化问题答案，从而作为正确的衡量标准。

例如，贯三才于一道，达到三才合一，是正确的答案，也是正确的衡量标准。

反过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就脱离了三才合一的框架，蕴含着加大天人矛盾的缺陷，就是错误的答案、错误的衡量标准。

再例如，促進优秀人种代替劣等人种，就脱离了普遍关爱天下人民的大方向，就是邪恶的答案、邪恶的衡量标准。

【王道才是天下之大本】

所以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王位如何传承不是原则问题，而只有如何传承王道、实现王道、维护王道，才是原则的、根本的问题，才是天下之大本。

文化出现系统扭曲，王位传承成为天下之大本

【经历夏商，确立王位家传】

但是经历了夏商之后，中华文明出现了系统扭曲。

夏、商两个朝代都实行王位家传，或者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经过几百年的延续，王位家族承传变成了惯例、制度。

【王的含义简化为主宰】

“王”的含义随之发生简化、扭曲。在传统文化中，“王”的本意是“贯三才为一道”，是对此种生存方式负责的人。但后来“王”字当中“贯三才为一道”的含义逐步被淡化甚至忘却，其“宰制”、“主宰”的含义被流传下来。

【文化的重大扭曲】

淡化、忘却以及流传的原因都是同一个，都来源于现实政事实践。因为在政事实践当中，“贯三才为一道”的伟大内涵被人忽视，而“主宰”的含义被人重视。经历了几百年的长久时间，实践领域王道内涵的放松，导致了文字本身意义的简化扭曲。

这个变化非同小可。王道的光辉落入历史的深层回忆，而霸道的路径日益浮现、化成现实的选择之一。中华文明的现实已经走出王道的殿堂，踏上王霸分野的舞台。

【王位传承被说成天下之大本】

王道本身没有被人们忘记，仍然作为正面的理想传统被世代流传，尤其流传在史官、文化人之中。但是对于王位本身，君臣当中的不少人更重视现实的“主宰”内涵，而忽视、淡忘“贯三才为一道”的神传内涵。王位如何传承，对他们而言变成了一场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成为政权集团内部最敏感、最重视的问题。政权集团当中许多人因此考虑，而将王位传承问题说成是“天下之大本”。

周朝复兴中华文化，确立嫡长子继承制
周初圣德，引领中华文化复兴

【周初圣德，引领此后三千年】

至周朝时，迎来了中华文化一次复兴光大。由黄帝续传丰富的王道文化经过夏商的波动，在周初得到文王、武王、周公等诸多圣贤认真、诚恳地予以弘扬，而且形成了详尽的具体处理办法。周初圣贤“以圣德而服事殷，顺天应人而革命，日三吐哺辅佐周王”的伟大精神感动了中华三千年的历程。周代的政事制度、思想文化向后代留传下来，也引领了中华文化此后三千年的历程。

【中华文化再次复兴】

夏启确立家天下后，历史上没有见到夏王朝慈爱天下人民的胜迹记载，而只是犹如一般的政权争夺者在努力争夺政权。夏桀即位后，中华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圣君，即汤王。商汤王以及辅佐伊尹给中华文化从新灌注了爱民为本的精神，但是在商代也没有稳定系统地流传。

周初圣贤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商汤王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周初圣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结合天道启示与人性的实际，制礼作乐，并且裂土分封，将所制的礼乐教给所有诸侯国使用。周初圣贤系统地确立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王道实践模式，细致入微，几乎无所不包。其所确立的王道实践模式能否达到完全适当暂且不论，但是周初圣贤用心之深、努力之巨，实乃最近一次人类文明以来全世界之唯一。

所以周代后裔延续了八百年的王位，而周文化引领了中华文化三千年的历程，承传了黄帝所留传的王道传统。圣德大业，至矣哉！

确立嫡长子继承制

【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

夏代商代由于王者德行不同，既有兴盛，也有衰落的时代，而且王道的内涵几乎不传。为了弥补夏商家族王位传承办法的不足，周代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的真髓】

周代的方式体现了中华王道文化的深刻内涵。基本核心是：崇尚教育，家族优先；君为臣纲，辅佐君王。

在整个社会所有的教育体系内，王族的教育体系是最完善的。王的元妃选择、修德、胎教都要沿着已知并且规定为制度的最佳方式進行。嫡长子出世后，就按照将来作王来安排所有教育。臣下要尽心辅佐君王，其他的王子出生后，也照此臣道教育。王未必是世上最有能力、最贤明的人，但是国家制度为王者设师、设辅佐等等。王师、辅佐等本着君为臣纲的大根本，尽力辅佐王者，协助提升王者。其他所有臣下当然也要尽力辅佐君王。

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其内涵不仅是王位的继承，而且更加包括王的培育、整体制度对王道的保障。

以王道文化之长弥补预定王者之短

【不期望直接选拔最贤能的王】

其实周代确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超出普通人的世外高人数不胜数。所以周代并不试图通过王位传承制度直接选拔出来最贤能的人。但是周代争取、保障最贤能的人作臣，使其发挥才干。这是嫡长子继承制之下整个教育、国政体系的重要核心。

而且，就整个社会而言，嫡长子继承所传达的长幼次序、礼让互助、以及孝敬态度，应该比单纯选择贤能王者更重要，更加能够推动社会安定和谐，更有助于王道实践之达到。

【以王道文化之长弥补预定嫡长子之短】

这就是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一个文化上的方案，以王道文化之长弥补预定嫡长子之短。

其实也代表了周家族对于天道的完全相信。
未臻完美的最佳选择

【从文化角度，嫡长子制度就是最佳选择】

但是，如果能够在王族兄弟或者更大范围内确立真正最有德才的人作王，同时又能够贯彻君为臣纲，是不是更完美呢？

如果人性都是理想、完美的话，其实如何安排都能行得通。周朝先祖有一位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曰太伯，次子曰虞仲，三子曰季历。其中三子季历娶贤妇人，夫妻所生的孩子叫做昌，有圣明的预兆。古公亶父说：“我们世代应当有兴旺的，他就在昌身上吧！”所以太伯和虞仲就知道，父亲想要把自己的爵位传给三弟季历、从而最后传给昌。于是太伯、虞仲两人跑到荆蛮地带，纹身断发表示自己坚决隐遁。后来古公亶父去世，季历立为公、称为公季。公季去世，昌立为公，就是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这个推位让国的历史故事，表明了在完美的人性面前可以做出嫡长子以外的选择，而家族依然美好，国家亦然安定。

在上古五帝的王位传承中，多次都是年龄小的子弟得到认可。当时没有嫡长子的制度，也没有见到争夺的记载。

如果人性没有如此理想、完美，则扩大范围选择继承人的设想并不现实。商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兄弟之间也会发生争斗。如果人性不理想而遴选范围更大，则争夺也会更多。如果因王位继承发生争斗，从而勾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孝道文化、礼让互助等，其所产生的破坏性非常严重，远远超过了单一选择一个更好王者所可能发生的好处。

【从现实角度，嫡长子继承制尚未完美】

如果跳出发扬文化的角度，则嫡长子继承制尚未达到完美。首先他强迫嫡长子必须接受王位。历史上有不少人，欲不做王而不得。虽然周代确立的王道之重点在于通过辅佐弥补王者的不足，但是毕竟不能完全弥补。如果有德有才、应当做王的人没有做，而不愿做王、在这方面德才不够美好的人做了王，那不是天下众生的损失吗？不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吗？

周公制礼作乐、周王确立天下制度的历史时刻现在无法完整复现，也无法得到他们的全部思想。现在看，嫡长子继承制确实存在这些缺陷。但是这些缺陷最终导致的结果如何，却不取决于嫡长子继承制本身，而取决于天下臣民自身。如果臣民纯粹、人性美好，则王者可以高枕无忧而做王。如果臣民复杂、人性丑恶，则王者不堪其位，而臣民遭殃，王臣共同赴难。

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完全弥补人性弱点的完美制度。

周代的选择，其实是将天下的一部分未来讬诸天下自身。也是因为周初圣贤对王道的完全依赖，对天道的完全信赖。

目地与手段相互颠倒，正面文化发生变异
目地与手段相互颠倒

【把国家治理好，就能够保有王爵之位】

周代提出：“上天无亲，惟德是辅。”把国家治理好，就能够保有王位、公侯爵位，继续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但是如果治理不好，就可能失去王位、公侯爵位，给自己留下了羞耻。所以治理好国家与保有王位、公侯爵位是统一的。

【不同的人在内心深层的态度也不同】

但是面对这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在内心深层的态度也不同。

对圣贤来说，治理好国家、实践留传王道是目地，保有王爵之位、嫡长子继承等都是所需要的手段。但是对于圣贤之下的人来说，治理好国家是手段，保有王爵之位、家族传承是目地。

【几百年演变后，爵位家传变为目地】

周初经过分封，形成了众多诸侯国，都尊奉周王、周公的教诲，到自己的封地去平治一方。许多诸侯属于圣贤之下的人，绝大部分是以保有爵位、家族传承为目地，而把遵照周王、周公的教诲作为手段。这些诸侯国经过几百年续传维持之后，爵位家传成为政治领域一切活动的中心，而王道已经被公认为手段之一。

目地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而手段却是容易变化、可以变更的。这引起政治文化的大演变。
正面文化发生变异

【王道传续构成正面文化】

中华政事文化发生演变，构成了多面的状态。首先出现了王道与霸道的分别。其次宫廷之术、官场之术也出现了。

正面文化与负面文化同流而下。其中正面文化就是延续历史上王道传统的那部分文化。

【根元顶出，化为仁政】

但是正面文化没有完整无误地把后代传递，而是发生了相当的变异。

首先是“普遍关爱”的根元被顶出，演化为“仁政”的主干。

“仁”与“普遍关爱”存在相当的差距。因为中华传统的本来以普遍关爱作为“王道”的根元。如果脱离了这个“普遍关爱”的基础，对应的公共政治本身就不应该存在。而“仁”虽然也是普遍关爱态度的体现，但它只是“为政”的品德之一，是对“为政”的期望，而不是政治活动的元始。政治活动的元始已经无意有意之间变成了爵位继承。

【王者不为，垂拱而治，成为单一正宗】

在完美的王道中，因为王者具有很高的境界与水准，那就既可以组织、运用臣子发挥智慧才干，也可以直接参与圆满一些事业。

但是在王位家传成为规范的时候，因为王者的素质、水准未必能够获得保障，所以“王者不为，垂拱而治”成为单一的政治正宗。如果王者对于具体事务参与过多，即使效果不错，也被视为不美。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句话被后代引用为王道的标准境界。

【君为臣纲，演变为忠】

原本以“普遍关爱”为基础形成的“君为臣纲”演变为“忠”。“忠”与“君为臣纲”表面上相同，但实质差别很大。“忠”指向一个对象，而“君为臣纲”围绕着一项事业。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忠”指向的通常是“君王”，有的时候是指向“社稷”，这是“忠”的两个对象。而“君为臣纲”所围绕的是事业，也就是包括“民”在内天下众生的生活与前途。所以“忠”与 “君为臣纲”差异很大。

【单拔子孝，以巩固忠】

偏移后的“忠”偏离了“普遍关爱”，就很难解释“忠”的来源。所以后代形成了“资于事父以事君”， 引导人们从“父子情感”领域发生感情投射，从而巩固“忠”。

本来，基于普遍关爱的王道文化也会主张“父慈子孝”，也能够主张“忠君爱国，视君如父”。但是文化关心的根本在于国家人民，君臣之间形成的是围绕共同目标、事务上以君为主相互配合、心灵上相互帮助而相互平等的关系，即君臣师友关系。“资于事父以事君”的“忠君爱国”，则以所效忠的君王作为关心的根本。所以同样主张“父慈子孝”、“忠君爱国，视君如父”，但实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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