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时变得麻木不仁了

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第一天我老师就奔赴前线采访，我负责在后方提供资料及相关支持，因此一个星期以来在报社值班处理日常工作。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报社在北京昌平区北六环外，属于纯正的北京郊区，离学校有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交路程，每天上下班十分辛苦。我一般是早上九点到达办公室，下午六点下班离开。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还是像以往一样：接热线电话，接待上访群众，紧盯网上舆论，处理报社行政内务。

老师的办公室简直就是国家第二信访局，每天都有若干人员来电来访反映各种案件情况，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冤假错案以及内幕爆料。

多起事件

记得去年暑假内蒙古鄂尔多斯市30多个出租车司机来报社反映当地出租车黑幕，而且都齐刷刷地剃着光头。报社领导看到30多个光头汉子出现在报社门口，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紧急召集所有保安“劝架”。

每当国家重大日期的时候，比如国庆节、两会期间，很多上访者都被当地政府接访回去，面临着被整治的危险。

去年10月3日，也就是伟大祖国60周年的节日里，山东龙口市女上访者李淑莲被活活打死在当地信访局。7月份她来我们报社反映情况，是我亲自接待的。看着自己接待的人被活活打死，心里又是何等的愤慨和无奈。

还有，去年10月中旬，同样是来自山东的两个上访者和我一起在报社附近宾馆住宿，凌晨两点多被警察抓走。看着自己的当事人被活活地抓走，自己却无能为力，剩下的也只有悲愤了。

山西疫苗事件

今年3月份，老师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文重磅出击，将山西疫苗黑幕曝光于众，并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舆论讨论，揭开了中国疫苗管理危机乃至整个公共卫生危机。

从此疫苗事情就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最牛的一次是连续熬了两个通宵。而且整个三四月份我都吃住在报社，每天都有众多提心吊胆的家长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疫苗受害儿童名单也急剧增加，从最初只有山西的78例，到全国各地几百例。家长们邮寄过来的档案更是将报社仅有的空间填的满满当当。

面对着那份几百个或死或残或病的患儿名单，我的心情何止用“沉重”来形容。

更有甚者邮寄过来已死的患儿火化单。看着火化证上那一张张稚幼而灿烂的笑容，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宁愿想象这是一张“出生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斗争也无情的。4月6日，卫生部召开“山西疫苗事件新闻发布会”，在没有明确疫苗和患病之间关系之前，就首先将自己的责任撇的一干二净。

哎，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政府部门往往只为自己利益着想，根本没有承担更大责任的胆量和勇气。以这样的态度去构建和谐社会，何其遥远！

山西疫苗事件爆发不久，江苏、河北、江西相继爆出相关厂家生产假疫苗。在公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终于采取了措施：对几家疫苗生产企业处以几千万人民币的巨额罚款。

呵呵……政府是何其的聪明，罚款好啊，几千万又充实了财政账户。可是那些假疫苗呢，照样在市场上流通；那些因为接种了假疫苗而致死致残的老百姓呢，没有得到分文赔偿，继续承担着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又让我联想到了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圣元疑致性早熟事件”，昨天下午卫生部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毫不留情地先撇清自己的关系，然后给出一个不负责任的结果。甚至给出了“假性早熟”、“微小青春期”等闻所未闻的专业术语，就在牛津词典上都查找不到。想必这两个词语，必定成为今年网络热门词汇。有人调侃，”牛津词典查不到，牛逼词典能找到啊……”

更为可笑的是，在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始终用“某品牌”来代替“早已成名”的“圣元品牌”。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不就如出一辙吗？直到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在报道里直接点名是“三鹿奶粉”。

难道真相就永远突破不了一个小小的“某”字吗？

呜呼，当一个政府只顾着充实财政账户时，他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当一个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时，百姓必取而代之……

这就是中国现状，我们生活在一个血淋淋的时代！

我的麻木不仁

呵呵……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工作一年多了，虽然这些感受都是平时积累的，但为什么今天我突发奇想地爆发呢？

因为我发觉自己对这类事情早已麻木不仁，麻木的不像一个人！

刚开始的时候和外行一样，我也感到震惊和不敢相信。随着深入的了解和接触案件的增多，慢慢地变得熟练起来。做事情就最怕熟练，一熟练就自以为是地走程序，程序化之后人就变成了机器，失去了感情，变得麻木不仁。

所以，现在对各种案件我见怪不怪，来电、来访人员我也只是规范地记录一下，然后就不了了之，缺少了和他们之间的心灵交流。

记得去年此时，即使不到报社上班，我也会把上访人员大量地带回学校详细了解他们的案情，并且耐心地倾听他们诉说，甚至是他们的家庭情况。并且去年我会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和工作热情，每接待一个案件都会写出案件概要，重要的还会写出选题报告，主动上交给报社，努力争取批准从而出差采访。

像《吉林营城煤矿300多亿国有资产流失案》、《河北露露集团非法集资案》、《河北承德水泥厂改制案》、《北京第一群租案》。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去年来我还总结了上访人员中的一些“规律”。比如80%都是冤案，80%上访人员都是农民；案件大致可以分为“国企改制”、“农村征地”、“城市拆迁”、“艾滋病”、“杀人案”、“官员腐败”等。

哎，可是现在呢，现在自己变成了一个办事机器。接待来电和来访人员只是履行作为实习生的职责，完全丧失了主动性，不会再去争取报社领导的批准，而且绝大多数案子在自己手里都如石沉大海。

比如，今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违法不执行省高院判决，甚至给最高院写纸条，当事人就向我举报过，我当时只是简单地记录，并没有上报给老师。最后是中国青年报的同行最先报道出来。

更为可悲的是，去年暑假和老师就着手策划一本反映上访者生活状况的书籍——《上访者自述》，当时规划是由我来主笔采访。可是一年过去了，自己始终没有行动起来，反而离自己原有的理想渐行渐远。

哎……丧失主动性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发生不了的。”

我必须让自己时刻保持着一颗谦卑谨慎的心，积极地寻找选题，犹如老鹰寻找食物般敏感。同时保持自己原有的新闻理想，给自己提供不断前行的动力，因为“做梦的我其实并不孤单”。

认真对待每一个电话，认真对待每一个来访者。

夜梦冤魂

这几天在报社值班，因为路途遥远，我就狠心不回学校，连续三个晚上都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昨天凌晨3点，我被恶梦吓醒。

我梦见办公室里的各种案件材料开始漂移，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然后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档案里的冤魂，包括被打死的上访者冤魂、河北定州血案遇难者冤魂、被拆迁致死的冤魂、杀人案的冤魂、地震遇难者冤魂、被疫苗致死的幼儿冤魂……众多冤魂齐齐飘荡在我身体上空，凄惨地向我哭诉。那哭声中夹杂着怒骂，但我听不清楚骂的是谁。

我惊恐万分，想要逃走，这时人就醒了。

醒后我打开灯，喝了点水，然后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这两天，只要看见材料上的那些人像，我就会感到莫名的惊恐；看到每份材料后面附着的几百个鲜红手印，我首先联想到的是“鲜血淋漓”的各种场面。

那一堆堆的档案材料，更是冤魂们的坟墓，他们奋力地要爬出坟墓，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冤情……

哎，我想自己再也不敢晚上独自一人睡在报社了！

最近纪事

8月11日，我在报社值班，上午10时许，报社门卫打来电话，门口有13名上访者来办公室反映情况。因为报社有相关规定，并且担心影响不好，加上办公室太小，我只让其中三位代表进来，其它的人把材料给上访代表。

他们来反映的是河北邢台最近几年，发生多起杀人案，但是当地公安机关不作为，破案率极低，并且偏袒相关责任人。

他们的材料，附有几十个“亡灵头像”，小至十多岁的少年。实在是……

8月11日下午，湖北十堰市南水北调移民来电举报，移民补偿款迟迟不到位，补偿标准不达标，并且移民安置房也不达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仅十堰市就涉及33万移民。

8月13日下午，山东临沂市一家长来电反映，自己一岁半女儿接种流脑疫苗后，患有重度脑炎，现还在医院治疗。

8月15日，全国哀悼日，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国务院下令全国各级机关降半旗向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致哀默哀。

15日下午15时左右，一位自称是日本华裔专家的人来电反映，自己在日本搞山地滑坡预警系统测试，舟曲泥石流发生后紧急回国，希望能将日本的相关先进技术带入国内，服务国民，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灾害预警系统。他连续找了多个部门、公司企业和媒体，皆吃了闭门羹。最后在电话里他淡淡地说：“报国无门啊！”

8月16日上午9时，河北廊坊市大厂县夏垫镇夏垫村村民冯军（奇迹般地和我同名同姓）来电反映，当地几家企业严重污染环境，导致自己的大女儿身患“白血病（血癌）”，于2006年去世，自己小女儿也被查出血小板降低等多种疾病。近年来，全村上下共有30人死于癌症。

8月16日中午，我拿到《中国经济时报》当天的报纸，第6版调查版刊登了王克勤老师从甘肃舟曲发回的报道《舟曲特大泥石流祸因探查》。报道了舟曲泥石流发生地“三眼峪”的豆腐渣防洪工程，防洪坝上竟然用沙石垒起来，连水泥的影子都见不到。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也最可能被“河蟹”的就是“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这座中国最罪恶的劳教所。

8月13日下午，4位辽宁籍女上访者来报社办公室反映，她们上访多年，不仅最初的冤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都被地方政府送进“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劳教。她们分别是铁岭市的陆秀娟，抚顺市的朱桂芹，阜新市的佟瑞珍，沈阳市的陈沈群。

据她们自己讲述，在劳教所里，她们惨遭迫害，有的人一进去就要被电击一两个小时，在劳教所每天被强迫劳动13个小时，并且和艾滋病人关押在一起。

她们四人都有被吊打，坐老虎凳的经历。因为我没看过相关刑罚器械，实在是无法描述出当时的场景，尽管4位当事人极力地在我面前模仿“表演”，但我更不愿意去想象。原谅！

更为惨烈的是，她们4人中陆秀娟和朱桂芹都有被关“小号”的经历。所谓小号，就是一个4平米的房间，只有宽一尺长六寸的窗户，用来关押重点劳教人员。

她们俩都是因为不满劳教所的迫害，从而得罪相关人员，被投入小号。在小号里，一天24小时不许出来，其中陆秀娟被关押180天，朱桂芹被关押2年，我也不想换算成是多少个小时啦！

在小号里，她们有时候连续四天只允许一天吃一袋方便面，即使平时最好的也只是硬馒头。

在小号里，她们的床单就铺在地上，即使东北冬天来临，也不会给另外添加衣物。在床旁边就是她们自己的便盆，有时候“不听话”还要被罚移走便盆，只能“随地大小便”。

在小号里，她们还面临随时被打的危险，有时候突然就闯进一人甚至几人对她们痛打一顿，之后大摇大摆地离开。她们报警，没用。

“在小号里关了180天，因为晒不到阳光，我现在得了灰指甲。因为小号阴暗潮湿，我的腿到现在还浮肿。因为长时间没人说话，我现在的语言能力大大减退。……”7月25日才释放出来的陆秀娟不断地指着身上各部位对我说。

1963年出生的朱桂芹满头白发，身躯足够佝偻，看起来足足有60多岁。

这就是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如果不是她们几位有幸活着出来，恐怕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真相。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名为劳教所，实则比国民党时期的渣滓洞监狱还要残忍、还要黑暗，还要**。在提倡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中国，实在是难以想象还有这样**的地方。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共和国民主的侮辱！

来源:王克勤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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