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1~3)

关于四十年前中国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

2010-10-10 19:59 作者: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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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 ——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 “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 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未完待续.....

夹边沟记事:走进夹边沟(7、8)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71666

来源: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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