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图)

2011-06-25 12:58 作者: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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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防暴警察
新塘防暴警察(看中国配图)

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断言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的断言。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著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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