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姑娘的十年黑暗经历：曾陪枪毙

作者：马驰发表：2011-10-18 16:16

1979年，云南边境战火未熄，我奉命到前线采访。由北京飞至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了，就会好些，我便马不停蹄，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离了昆明。达Ｇ市，再往南就要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找不到车搭，便在Ｇ市过夜。Ｇ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街上有许多军人，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停在道边，人们谈话的内容大多也是关于战争的。跑了几家旅店，皆客满，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服务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给我们上菜时，每看我必笑。姑娘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她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时髦的漂亮，而像云南的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她随便一笑，就好像把世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了你，我真是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脸蛋红扑扑的，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
　
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是一笑。过去我见到的城里姑娘也许都太会说话了，装腔作势绕弯弯儿。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的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请她晚上下班后，到我们房间来，为她画像。姑娘的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用围裙擦着刚洗过的一双湿淋淋的白手，滚圆的小手被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我怔住了，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接着，她说出了自己的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我当了10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文革开始时，我６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我记得有一次，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后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爸爸这一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组织性强，文革初他们都被冲击过，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爸爸这一派的把柄，很难把他们搞垮。有一次，两派谈判大联合，爸爸这一派的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了。
　
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一派是反动组织，他们马上就垮了，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被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难免得罪人，有人就恨他，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他们越查不出问题，火气越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人家会说是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压力真是足足的了，可是没料到有一天出了这样一件意外……
　
那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写的是“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的推断有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他们的逻辑，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一派插手了，说是要协助公安系统侦破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我被内定为重点。他们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这反标。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搞我爸爸。当时我8岁了，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爸爸就教我，绝对不许说瞎话。我说不是我写的，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是说不是我。他们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用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８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XX”，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批斗，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我被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阔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砰”的枪响了，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当”全栽倒了。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10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8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会好受一些。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我，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了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这时我才19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了，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有时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了，但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两位画家同伴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补白：1970年前后，社会上反革命标语突然多起来了，有时往往一个地方的反标案还没破，新的反标又出现了。有一天，居委会的一间女厕所里发现了反标，公安人员立刻把附近所有会写字的女人都集中起来进行排查。查来查去查不结果，又请来省里的笔迹专家，经过鉴定，认定这条反标是男人的笔迹，于是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附近所有会写字的男人身上。疑点集中到一个曾经有过流氓罪的男青年身上。此人曾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去女子浴室偷看女人裸体，行踪败露，被当场抓获，判了一年流氓罪，刚刚放出来。公安把他叫到居委会询问，一连几天他都死不承认，最后把他带进到派出所，单独审问，进去不久就招供了。他承认，因对判他一年刑心怀不满，就趁天黑跑进女厕写了反标。现行反革命，证据确凿，他再次被关进监狱。（佟平）

来源:焦国标主编半月刊《黑五类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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