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至少还有62万个“乌坎村”(图)


乌坎村民集会
乌坎村民举着被当局拘押期间死亡的薛锦波照片(2011年12月22日)(图片/Reuters)

广东乌坎村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在中国,像乌坎村这种居民遭地方政府欺压的村落,至少有62万5000个,而这种贪腐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纠结,很难根除。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报导指出,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

报导引述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主任刘亚伟的话指出:“乌坎事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中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件”。

报导说,表面看,乌坎抗议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的村里干部是透过选举产生的,应该足以代表村民的意见,而且政府也建立村里行政体系的安全机制,确保资金合理运用。

但这个被北京当局称为半自治体制,也被许多外国学者视为中国民主实验室的村里自治,因为很容易操弄选举,民选本来只是个幌子。

村里的实际运作问题更大。村里行政单位必须提供包括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服务,但却无法向村民课税或收费,任何需要额外经费的计划,都需要向上级单位打申请。

报导说,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中国专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部分观察家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指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但傅礼门也认为,现有体制的利益纠结过于强大,在中国政府里,并没有另一个像邓小平这样有威望、有足够的力量向下推行进行改革的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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