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第一”好 毛的造神运动

2012-08-03 14:10 作者: 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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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蓉要求开会批判张玉凤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里面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警句。这样就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跃进的教训被一笔勾消,建立符合现实的现代经济方向也被逆转。林彪的目标是统一意识形态,他对专业技术嗤之以鼻。林提出“四个第一”的口号: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毛对于林彪的不断“神化”自己,丝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种场合,表彰林彪。毛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毛并令全国学校、工厂、公社、学习解放军。毛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自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无不设立了政治部,都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说穿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步步加深对毛的“个人崇拜”,将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上去。

凡是不同意林彪这种“造神运动”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评。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个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

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了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干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

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虽然无力正面痛击他的敌手,但他可以使刘过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至于专为高干设立的北京医院,毛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以前就曾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毛提到其他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这个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里。史接到这份批件后,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损害到每个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但没有人敢违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让其他领导人去一般公共医院看病。卫生部必须为高级干部的保健问题另寻对策。

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煞费踌躇,终于有了定案。撤销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史书翰、黄树则提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仍然主管保健。将原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合到北京医院。结果是人员和机构搬动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照行不误。北京医院改变办法,不只给高级干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开放,老百姓可以同样看门诊和住院。

但是这样一来,又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保卫安全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只给周围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看病,同时要求这些单位,对他们介绍来看病的人,保证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毛倒是丝毫没有受到撤销保健局的影响。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我上午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中午以后到一组办公。那时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身为主席的毛应该有特权拥有自己的保健医生。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恍悟其间的极不公平。

但北京医院的名字成了大问题,毛批的,改成老爷医院,不能这样改,这不像个名字。卫生部长钱信忠、史书翰都要我想办法再同毛说说,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见毛,告诉他卫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变。我将撤销保健局的细节报告完后说:“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

毛笑嘻嘻地说:“仍然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保健局改组的影响,江青则因为身体“不好”,仍然要有护士伺候她。我继续做毛的私人医生。虽然现在我早上都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那里的工作仍和毛脱不了干系。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气管炎,此后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疗或预防这两种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们原来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坞,现在既然取消了保健办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内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离紫禁城不远,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儿有不少房间空了出来。我们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总共有四间房间。我们小院子的南墙下,是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玉簪花。我们刚搬去后,在门前的小院里种下了一枚枣核,没有想到,它竟然萌发出来,抽条长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场、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但特别有好处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从这里骑车子到学校往返很近。这里有车可送我往返中南海。这时正巧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内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娴挑买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这里安了我们的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内,因为警卫工作的限定,亲戚、朋友都不能到我们家里来。现在坐在我们新家的窗前,面对着花团锦簇的小院子,我几乎可以忘记失去琉璃厂老家的伤感。毛与一组的世界恍若离我十分遥远。我非常喜爱这个新家。

后来有一次,半夜三点多钟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对我说:“没有想到,整到我自己头上了,找你这个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组我的办公室内放了床,有时我就住在那里。

毛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持续恶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觉得身体不适,邓便劝毛可以不参加会议。但毛仍抱病参加会议,并发表一篇谈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带了宪法和党章去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起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劝刘少奇向主席承认错误。刘作了检讨。党的分裂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五年春节后,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里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么慢慢说,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着,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她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脏事,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里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于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让张自己到毛那里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着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后,退了烧,咳嗽也好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后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续了。于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后,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后,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游泳池游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游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后,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后,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铺,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后,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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