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谁跟着浮夸就提拔到领导岗位

2013-03-30 12:40 作者: 葛渭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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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县委召集各乡镇书记会议核实产量,把产量问题上纲到拥护总路线还是反对总路线,批评有的党员“离右派只有50米”。

东陈乡乡长贺正澜先报亩产670斤,声明根据乡干部试验田推算。此公原是县供销社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性格内向,温文尔雅,说话慢吞吞,不会吹牛,林海乡不甘落后,报700斤,丹城镇报750斤,半路跳出农业无名小卒以渔业为主的爵溪镇报800斤,超过丹城镇。丹城镇委书记坐不住了,起身到县农业科办公室一转,就向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王化祥说,上午镇里全面清仓核产,亩产量增加到860斤。

这样的你追我赶,还不能使县里满意,要求回去再进行一次认真核产。但核来核去不如人意。县委决定以搞运动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瞒产”斗争,区为单位集中合作社支部书记办学习班。

南庄区学习班,放在区委叫“小东洋”的一座大房子里,集中农业社书记和党员共60余人。大查合作社与生产小队的瞒产行为,采取人人过关办法,对思想不通者小会帮,大会促。

东陈乡马岗支部书记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癞头”,思想不通,被宣布“隔离反省”,关押起来,该乡一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强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坚持,乖乖地在党委确定的产量表上签字,南庄区早稻一季亩产上了800斤,为以后高征购埋下伏笔。

接下来浮夸之风借“拔白旗”“插红旗”越刮越猛。何谓“拔白旗”?谁要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怀疑就组织上采取措施,撤职。而谁能跟着浮夸的,提拔到领导岗位,叫“插红旗”。

广播、报纸天天宣传“一天等于20年”。科学家钱学森在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田上的太阳光能30%,稻麦亩产量就可达到4万斤。”接着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亩小麦亩产5100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

《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60斤。一时丹城街头“学麻城、赶麻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标语铺天盖地,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号召“实现亩产吨粮县”《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一块试验田稻谷亩产130434斤10两4钱,更离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县亩产蕃薯100万斤、水稻亩产5万斤。粮管所每年要收购蕃薯运往城市供应居民,一个麻袋只能装90至100斤,100万斤就得装1万余袋,若堆到一亩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层楼那么高。

学习时我说过不可信的话,当时大家和我一样认为是吹牛,不料以后因此惹祸,此为后话。

《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大批“条件论”,鼓吹“人定胜天”,继续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县委要求各区、乡书记挂帅“移苗并丘”放卫星,即把别处同一品种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块施有大量基肥的田里,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说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多株多穗出高产”。不许社员反对,强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并丘”,大片本来长势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块田,钉上木牌,写上××卫星田。

象山县委的卫星田在南庄白鹤庙农场,移苗完成后,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着一位小姑娘以示这块稻子产量之高,照片向各新闻单位发出,记者是朱华庭,后来老朱说“下面放了凳”。其余各乡的卫星田,都照县委的样子。由于植株密不透风,茎叶发黄,发动众多女社员,手执芭蕉扇“扇苗通风”,终因违反事物客观规律而受惩罚,全部腐烂,颗粒无收。

明明已经劳民伤财,鸡飞蛋打,还要猛吹牛皮。大徐区农业书记樊敬道的“卫星田”,在没有腐烂时,报了亩产2000斤。县里王副书记就说,你的名字就是“万斤稻”(樊敬道谐音),就报1万斤吧。象山最大的一颗卫星是墙头区委书记叶树春的亩产16万斤。

在大跃进大浮夸的凯歌声里,10月1日象山全县农民敲锣打鼓迎来了全面公社化,38个乡镇全部撤销,从南到北划分为9个公社。丹城镇、爵溪镇、南庄区,加上大徐、墙头等4个乡,组成全县最大的象山人民公社,后改称丹城公社,共12个管理区,108个农业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2.8万户,8.6万余人,9万余亩土地,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合。

10月4日宁海象山两县合并,撤消宁海县,称象山县。县治从丹城迁往宁城,公社办公先在孔圣殿,半年后迁至城隍庙孤儿院(今县党校),粮管所并入丹城公社称公社粮油部(对上仍称粮管所),办公在青草巷。我被宣布任粮油部副主任,公社书记董方祥(县委常委),另有三名副书记分管农业、商业、副业。

主任牟洪绪不久调任县工业局,我的老同事贺正澜为公社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取消自留地,不准个人养家禽、家畜,为防止社员私自宰杀吃掉或到市上出售,大队派出专门捕鸡队拿着网具挨户捕捉(公社成立牧场),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所有用具除一部分新添,到各社员家里拿。

各户的灶头大部被扒掉,拆下砖石给食堂垒灶,米甏水缸都集中到食堂。社员家里的口粮、种子归大队仓库。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军事化,小队是排,大队称连,管理区叫营,公社为团。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八个不要钱,即吃饭不要钱,吃菜不要钱,理发不要钱,穿草鞋不要钱,孩子读书不要钱,妇女分娩进产院不要钱,到缝纫组补破衣不要钱,老人死亡棺材不要钱。各生产大队男女社员由公社统一发工资,正劳力每月8元,半劳力每月4元(只发2个月,公社财政不支,停发)。

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与物资,公社有权“平调”(通称一平二调),如爵溪管理区渔队到象山港养殖海带,需用大量木材、毛竹,凭公社一纸通知,可从沿港的墙头、亭溪两管理区随意砍伐、取用,甚至几百个养海带社员睡的铺板也向社员家里取用,有的还把人家寿材板也拿来了,真是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

每个食堂选派成分好的人担任炊事工作,大队书记挂帅。食堂与食堂之间开始竞赛,集中农村做点心好手,保证食堂餐餐有红豆团、年糕、汤果吃,公社常召开现场会,互相观摹,比谁家食堂饭香菜美花样多。社员们在这股共产风裹挟下,也确实兴奋异常。生产有领导,吃饭在食堂,工资发现钞,真以为到了共产主义。

但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私心一时难改,“一大二公”与我关系不大,出现干农活偷懒粗放,出门一条龙,每人只背一把锄,集体的犁、耙没有人拿,推来推去得由小队长一人背。“人头不到齐,锄头拄肚皮”,听到食堂钟声,马上放下农活,成了一群蜂。

那么放开肚皮吃饱饭又是如何呢?据说长街公社有一社员因吃了太多的糯米饭撑死了,我没亲眼看到。但一次在南庄管理区洋心大队食堂,严重浪费却是亲眼所见,已是下午两点钟,还有几十个社员在天井里乱哄哄等饭吃。支部书记王德明是个癞子,头上无毛,却淌着黄豆大汗珠,正在从大锅里把糯米饭扒到一只大木桶里去,头上的汗珠雨滴似的滴进了饭桶,对我抱怨说:“这些人真不识相,今天吃糯米饭,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人还未饱,再煮。等后来的人吃饱了,先吃的人又喊没饱了,于是又煮,一直煮到现在。”我说已经两点多钟,一直煮到吃晚饭吧!下午不出工了?令他恍然大悟,大吼一声,不煮了!才撵走一些胡闹的人。

公社还印制了可在全社108个大队食堂通用的“流动饭票”,由各生产大队统一领取,供社员公出等使用,每逢丹城市集,四面八方的社员大家先去东、南、西、北门各大队食堂巡视一遍,哪一家食堂饭菜好,就一齐拥向这个食堂就餐,把饭菜一扫而光,为此经常有人打架。作为基层粮食工作者,肩负着统购统销,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粮食是宝中之宝,面对浪费忧心如焚。据我们掌握的生产队完成征购指标后留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足半年,经不起如此浪费。

在一次县粮食局召开各公社粮管所长会议上,我说了食堂浪费粮食和某些社员吃饭比赛等不良现象,被财贸部某领导斥为“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粮食浪费不仅表现在消费,还表现在收获方面:1958年下半年,忽然传达中共中央要“三年超英、七年赶美”,全民炼铁,大搞“小土群”,象山城乡大街小巷、学校操场、菜市场、生产队晒场都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小高炉,到处是乱哄哄的满脸尘灰烟火色的人群,我也被指定担任一座小高炉炉长,五天五夜不合眼,炼不出一点铁。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白天黑夜地干,但就是不出铁,命令社员把家里废铁都上交,人人上山找矿石,砍伐树木,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

报纸上说全国6亿人口,投入大炼钢铁劳动力超过1亿,丹城公社当时号称3万人上阵。时值秋收,劳动力不够用,命令开夜工。被“小高炉”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员,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瞭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都在劳动,结果有很多稻子和蕃薯烂在地里,有的甚至堆在路边没挑回来任其腐烂。有一首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斫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丹城公社8万余人,在身不由己的大浮夸共产风里度过了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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