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六四当天巴黎上演黑幽默(图)

发表:2013-06-08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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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2010年,法国曾经出品一部名为《巴黎谍影》的电影。尽管有好莱坞明星约翰•特拉沃尔塔压阵,这部电影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在IMDb网站上评分仅6.4。不过,这部好莱坞式火爆枪战片的最大亮点,也许是一派文艺小清新范儿的原名——“从巴黎来,带着爱”(From Paris, With Love)。

2013年的6月4日,天安门运动被镇压24周年当天,一位中国教授也带着满腔爱意来到巴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坚定地为“中国式民主”辩护,将其称之为“代表性民主”,远远优越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同时却对“六四”本身绝口不提。

何谓“代表性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很大程度上,这个名词正是这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理论创新。在这位中国大陆“新左派”代表人物看来,以往所谓西方民主国家所鼓吹的都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要以是否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为标准,而这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在他看来,所谓“代表”无非是按照公众的最佳利益行事,而民主可以用各种方式实现。有没有选举产生的代表,其实并不重要。有必要的话,哪怕抽签抓阄产生也无妨,甚至更好。

王教授开门见山地声称“中国的党国体制享受着相当充分的民意合法性”(China’s party-state enjoys fairly robust levels of popular legitimacy),论点有三:中国人更倾向于“代表性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代表性民主;而这种代表性民主可以让党国体制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

王绍光教授用色彩斑斓的表格、线状图和柱状图以及各种权威调查数据证明,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和要求,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近四成中国人认为民主就是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等基本需求,近三成人认为民主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而只有4%的人认为民主应该指批评执政者的自由。

他援引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一个关于对中国政体民主程度从1(完全专制)到10(完全民主)的打分表中,除了近两成人表示“不知道”以外,打分在6到10之间的占到65%,其中6.4%认为十全十美。于是王教授折算后宣布,在中国人心目中,政府民主程度是7.1。

具体而言,王绍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理解:

“代表性民主”为了谁?——人民。在这里,人们又重逢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为人民服务(serving the people)。只不过,它的对立面 “敌人”消失了,王教授解释说,“人民”的范围从“某些社会阶级”扩展至“所有人”,而在措辞上,又经常和“群众”(masses)通用。

“代表性民主”由谁来实践?——不仅由选举的代表,而且由所有掌握权力的人,换言之——干部。掌权者可能构成一个“先锋队”,但是,他们不能用精英主义的方式来掌权,相反,应该尽一切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因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领导人自己则是“幼稚无知的”,应当 “在学习中领导,在领导中学习”。

“代表性民主”要代表什么?——群众的真正利益。领导干部要发现并实现人民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自发的、本能的需求。要发现这种需求,干部就要深入群众,在各种群体的局部需求中,找到社会的长远目标。

“代表性民主”如何操作?——群众路线。在这里,王教授索性直接大段援引了毛泽东的原话:“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王教授盛赞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把它看作是堪和“民主参与”(participation)分庭抗礼的路径,并为此造出一个英文新词“qunticipation”(群与?),详细阐释了它相对于“参与”的优越性,并欢呼“群众路线”今天在中国正在复兴,其表现就是中共中央大力提倡的“调研”、“蹲点”、“三进三同”、“下放”等等。他还顺便指出,“三进三同”是薄熙来的首创,虽然薄在政治上垮台,但是方法却值得肯定。

当主持人质疑称,她本人曾经参加过地方政府的调研,感觉多数流于形式。王教授略一思忖,坦率地承认,的确可能只有30%是真正的群众路线,70%是作秀;但他同时也自信满满地说,即便是这30%,就已经有很大的成效。

在演讲中,王绍光教授显示出他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熟稔,面对批评者的质疑,他频频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为自己辩护。当一位法国学者在发言中提到“极权主义”,他立刻不屑地表示,这是早已过时的、应当被抛弃的概念。另一位德国学者说,据他观察,当下中国社会人际之间的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相比之下,政治信任似乎还高于普遍信任,王教授也迅速反驳称,中国当下不仅政治信任很高,而且普遍信任程度也很高。这种反击充满了自信、坚决和不容置疑。

总之,虽然传说中任何武林高手都有致命的罩门,但看上去,王教授的确建立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

大多数与会者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代表性民主”和毛泽东思想之间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本质上说,这种“代表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的1.5进化版本,只不过是用流利的英语表达出来。用王教授本人的话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三十年的失败,也要看到前三十年的成功。

茶歇中,当一位法国学者被问到看法,他意味深长地用中文低声说了一个词:“喉舌”,然后微微一笑。

在六四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日子,在巴黎领悟“代表性民主”,别有一番讽刺意味。如果王绍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理论能够成立,不知他又将如何评判当年的天安门运动及其牺牲者?

——如果那些学生追求的是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不知是否便“逆当代中国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死有余辜?

——如果他们无意推翻、而只是改善这种“代表制民主”,那么为何24年过后,仍然得不到“民主”的先锋队承认?

——如果解读为严父错待了孝子,却一意孤行,维持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禁忌和严格管控,又如何能说明这是一种“民主”?换句话说,这种“民主”给自己规定了多少年的休眠期?

此情此景,或许可以借用那部电影名字来命名——“到巴黎来,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爱”。六四当天在巴黎表达这种浓浓爱意,的确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原标题:到巴黎来,带着毛泽东思想的爱)

看中国编者注:王绍光 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主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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