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东方之珠的明天:论香港危局(下)

作者:王尚一 发表:2015-03-19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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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3月19日讯】(接前文)

香港的城市经营基础困境加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往往在得病时才明显表现出来。同样道理,衡量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不是繁荣时期,而是经济崩溃。过去几年,香港在中美经济刺激的支持下,经济似乎极为火热。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在未来应对经济崩溃的能力以及崩溃后的恢复能力。根据香港的基本运营模式基础,香港应对经济崩溃的能力极其脆弱,而且难以恢复。这也意味着,香港在经济崩溃后,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处境,香港民众也将经历漫长的艰难困苦。

大致上,一个社会的基本运营模式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主导经济模式、基础设施系统、对外交往状况以及最重要的社会(民众)组织模式。对这些组件逐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香港面对的核心问题。

自然资源上,香港人多地狭,自然资源匮乏,缺乏纵深腹地。根据2014年中的人口统计,香港人口达到720多万人,全世界排名100位。如此多的人口居住在陆地面积110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183位)的范围内,以至香港的人口密度达到世界第4。从地形上,香港绝大部分面积为丘陵,覆盖着被永久保护的山林、灌木丛等植被。绝大多数香港人居住在面积很小的沿海平地上,人均生活空间狭小拥挤。除了渔业之外,香港无法实现生活自给,粮食、蔬菜和肉蛋奶食品以及大部分基本生活品均需要进口。香港与中国大陆相连,离其它国家和地区距离较远。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从大陆进口生鲜食品和多种生活必需品相对便宜。但这样的问题是,一旦大陆出现崩溃,香港不仅面临经济崩溃,还有生活用品供应的问题。如果香港能获得足够的外汇,生活成本也会明显提高;如果资金流失又得不到足够的外汇补充,生活物资将短缺又昂贵,香港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状况将经历严峻考验。

港口经济属于被动型经济,这个经济模式加剧香港的困境。2013年,香港的GDP超过30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35。香港以世界第183位的土地面积,支持第100位的人口,达到GDP第35位的地位,非常了不起。能够实现如此辉煌的业绩,关键的基础是香港作为港口城市的地位。尤其在大陆实施血汗工厂政策后,香港快速放弃制造业,向港口经济集中。港口经济的特点是自己不从事具体生产,而是集中在高收益的物资、资金和人员的中转和分配环节。香港经济规模巨大,主要依靠中转和分配的高收益环节。而港口城市的关键问题是随时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经济景气时,越兴旺繁荣的港口城市,到经济大萧条时,受到的冲击也越大越难以恢复。

2008年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经济刺激下,香港作为主要中转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表象。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绝大多数香港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由于香港强化港口经济,制造业大多数消失,失去产品的设计生产、主动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获利的能力。由于港口经济属于被动型经济,只能等待货物运输,从中获取收入,而无法主动拿着产品开拓国际市场。随着大陆崩溃,大陆生产消失,香港缺乏自身生产能力,香港的作为港口城市的作用很大程度消失。当香港失去大部分港口经济收入,自然形成经济崩溃的硬着陆。港口经济发展越繁荣,经济崩溃时,造成的打击也越沉重。

成本极为高昂的基础设施让香港经济更难恢复。根据生于0715的城市成本论,城市属于高建设成本、高维护成本、高维修成本的三高成本经济体。三高成本属于固定成本,难以缩减,只能通过增加收入来保障城市运营。其中,建设成本最高,需要城市良好运营几十年以上,才能逐步消化。所以,在大城市快速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普遍都有规模巨大的债务。而香港由于独特的地形,建设成本更加高昂。

比如香港新机场建设,从两方面集中反映香港建设成本的高昂:一是空间极为有限,只能废弃旧机场、重建新机场。扩建成本和新建成本,不可同日而语。新建成本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债务形势,留到未来摊销,直接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二是填海建新机场,以及相应的配套附属设施,导致建设成本过于高企。香港新机场在预算的时候,已经是令人吃惊的数字。而在建设中间,一再超支,并且追加资金,到最后实际比预算大大超支,这些成本都以消耗储备和增加债务的形式,摊销到每一位香港人的头上。同理,香港的高档摩天大楼,不是通过拆除旧建筑新建,就是通过填海建设,都意味着极高的建设成本,最终也都以不同方式转移到香港民众的生活成本中。

更重要的是,不论新机场还是摩天大楼,都需要极高的维修和维护成本。不论使用率多低,其成本都差不多。当国际资金撤退、港口经济崩溃后,新机场客流和物流骤减、摩天大楼空置率超高。香港本身已经负债累累,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无力继续维护和维修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建筑。而如果不维修和维护,必然出现大量废弃设施和建筑,不久变得破败不堪,让整个城市更难以恢复。

香港富人的流民心态对香港形成更严重的影响。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政府官员和富人因为拥有社会中主要的公私资金,对社会起到关键作用。在社会遭遇各种打击或者灾难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富人应当承担起责任,利用自身的能力,组织社会不同的力量,进行自救。在这样的组织下,即使整个社会遭遇重大经济崩溃,也能减弱经济崩溃的影响。但是在香港,不论政府官员和富人,都基于流民心态。

首先,政府官员由大陆中央政府指派,对中央政府效忠。不论个人能力、价值导向还是具体决策,都忽略香港的民众利益和长远发展。1997年香港回归后,各届香港特首都有这样的特点,而现任特首梁振英更是表现的格外扎眼。随着大陆崩溃,香港政府也随之垮台,不仅不能有效组织社会资源,还将加剧社会混乱。

其次,香港富人将香港看作赚钱基础,依托香港的特殊地位赚钱。这些富人拥有香港的主要资产以及相应的庞大组织。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力量,能够增强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但是,绝大多数富人并不真正以香港为家,而是将大量投资分散在世界各地。一旦香港经济危机,富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财力、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带领社会度过难关;而是随时离开,到海外享受自己的投资收益。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富,看到大陆经济的趋势后,不仅从大陆持续撤资,而且持续抛售香港资产,并且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减少个人在香港的权益。

当政府官员和富人都置香港利益而不顾时,直接影响大量中产阶级的心理,引发越来越多的香港中产阶级移民或者准备移民。由于中产阶级是香港经济的中坚,当中产阶级对香港失去信心和希望,整个香港将沦为一盘散沙。

香港文化日益消极被动,更意味着未来雪上加霜。20世纪,香港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华人群体知识水平持续提高,融合中西方文化,形成积极学习、开拓进取、团队协作的社会文化。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不论设计、制造和市场开拓,都需要这样的文化做支持。香港电影作为香港社会文化的代表,也精彩纷呈。在香港制造业向大陆转移后,这样的社会文化快速褪色。

由于港口经济的空间局限性和工作固定性,人们越来越被桎梏在狭小和固定的生活轨迹与思维轨迹上。移民持续进入香港,导致生活空间日渐狭小,再加上香港房价暴涨,更让大多数人为了买房而挣扎,卑微地生活。2003年港府开放自由行和之后的金融业繁荣后,香港人的核心生活空间更被金融精英和大陆富人占领,进一步腐蚀香港文化。而且,随着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干涉程度日深,香港人的思想和言论空间日益被挤压。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人们的思维在不知不觉改变,整个社会文化日益被动消极。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生经验的对比,难以切身体会到文化的差异。不过,如果将97之前和2015年的社会文化相对比,仅仅18年的世界,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变化。

香港政府官员和富人的流民心态,与被动消极的社会文化叠加,意味着香港抗风险能力极弱。当经济崩溃的冲击到来,香港社会将难以有效组织,形成整体的社会崩溃,加剧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香港的恢复也更加艰难。

简言之,香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深受大陆影响而变得极为脆弱。大陆经济增长如同毒品,最初利诱香港的参与,进而让香港依赖,已经注定香港未来的经济崩溃。今天,全面依赖大陆经济的香港,经济结构极度扭曲,如同重度的吸毒者。在能吸食大陆经济毒品时,香港主要在楼市和股市等方面受益,同时将主要害处留给大部分社会民众;当毒品供应不上,香港由于涉毒太深,必然经历极为痛苦的全面崩溃期。(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来源:看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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