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伟大的党”为什么这么严酷(图)

对右派爸爸的片段回忆

作者:李海霞 发表:2015-12-15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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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我父亲李长河(1911--1996),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时是西师讲师。

1957年反右开始时,爸爸是九三学社西师分部的鸣放组长。他起初站在反右一边,随后看到反右运动的野蛮残酷,就改变了态度。地理系教授王中山被打成右派,爸爸为他说话:“王中山以前就帮助过地下党,不会反党。”一次王教授被批斗,在众人一阵指责炮轰之后,王要求“让我说几句”。许多人喊道:“右派没有资格发言!”“不许右派分子胡说八道!”爸爸大声呼吁:“让他说话!他可以辩护!”于是人们的火气刷地冲过来:“你居然帮右派分子说话!”“帮右派分子说话就是右派!”爸爸刚被划为右派的那些天,回到家里经常焦躁地来回踱步,捶打胸脯:“我是老牌民主进步人士,我是帮助党整风!”“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朋友!”10岁的大哥看到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不懂伟大的党是什么,只觉得大难降临了。

因为爸爸据理力争,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被“从严处理”: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1960年的一天,两名背着枪的保卫科人员来我家抓捕爸爸。妈妈正在烙饼,镇静地说:“让我把这两张饼烙好,给他带去。”爸爸默默地收拾了个不大的包袱,带着两张饼跟背枪的人走了。没有逮捕证。当时我6岁,只听说爸爸是“坏人”,和兄妹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内心充满压抑和恐惧。

爸爸被送到重庆小南海劳教转运站。过往的劳改劳教队大概嫌他又老又瘦弱,都不要他。饥荒年中他每天只让吃两顿,拖了半年左右,快要饿死了。管理人员还算有点人性,叫人救救他,于是北碚西山坪劳改农场把他要了去。次年大哥去看他,他像所有劳教劳改的犯人一样,脸青面黑,枯瘦如柴。他穿着很厚的破棉袄,弓着背,饥饿使他双脚浮肿。

两年之后他得到通知:一年半的劳教期满,才知道被劳教。但是不让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是送到专门让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单位去,叫做“就业人员”,实际是奴工,由“管教干事”继续专政,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他在“犯错误”之前的月薪是138元,在这里是28.5元,或许末年稍有增加。他修过铁路,造过电风扇,挖过石棉矿,最后为就业队食堂种菜。

川西山区是泥石流高发区。爸爸在就业单位四川铁路工程队做苦工时,几次遇上泥石流。如果他们正赶去上工,就躲在旁边,看着泥石流呼啦啦地倾泻而下。待到一股流过了,管教干事就命令:“赶快过去!”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来第二股,奴工们不要命地跑过险区。运气不好的,就被第二股泥石流卷走了。这样死的奴工,监守人员不愿透露真相,没准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通知家属。一次奴工的队伍通过一个开山工地,山炮不长眼睛地炸响,石头泥土冲天而起,吓得他们四处奔逃,远处的管教干事一个个哈哈大笑。

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翻山越岭背运石头,管教干事拿着皮带监视,见谁不顺眼就抽。一次在陡坡上老爸被斥打走得慢,他高瘦的身体一个趔趄倒下去。为了不滚下山涧,他拼命抱住路边一块巨石,背篼里的石头一下子就把他的肠子压出来了。他被送到医院,医生说人身上的肠子有多余的,不给复位,就把压出的一截割掉了。

爸爸的下腹长了个瘤子,在安康的铁路工程总队医院开刀。妈妈让我乘火车去照顾他。手术有一定危险,他进入手术室以后,我发现他床头放着两张写好的信,一张是给妈妈的,一张是给我们4个子女的。给妈妈的内容主要是:“我犯错误给你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我对不起你。难为你一个人含辛茹苦把4个孩子拉扯大,很感谢你。”给我们4个的除了同样的对不起,还说:“我死了,你们一定要跟我划清界限,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尽管我一直接受爸爸是坏人的教育,眼泪还是禁不住扑簌簌滚下来,怕被管教干事看见,偷偷抹了。我不明白提意见到底有多坏,更不明白伟大的党为什么这么严酷,让我以这种方式体验父亲深藏于内心的温情。那年我16岁。

1978年开始改正右派,我们回到西南师范学院找领导。有关领导大吃一惊:“李长河还活着?!”大哥去北碚公安局查,竟没有爸爸被逮捕和被判劳教的任何记录,公安局不承认爸爸曾是劳教人员,只知道是西师送来的,他们曾叫西师来接回去,西师不理。在没有法制的国家,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轻易捏碎在当权者手里。现在西师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每张桌子上都堆着大叠的卷宗,办公室主任杨秀陷在C形的卷宗高墙中,面带倦容地告诉我们,他同意改正。但是,案子就是迟迟不能平反。无奈,妈妈和我们4个子女打起了中国特色的车轮战,轮流到西师去磨嘴皮。一次有个好心人告诉大哥,唯一不同意改正的干部就是上头的李一丁(副校长),他是当年西师打右派的总指挥,称我爸爸“桀骜不驯”。于是大哥找到李一丁,揭露他的梗阻并问他有什么理由不给改正。迫于大气候,李无法回答,没有再坚持多久就崩溃了。

1979年春,爸爸回到西南师院教育系,重执教鞭。可怜他的两架书被我们烧的烧、卖的卖,早已片纸不留。因为文革时心理学成为封资修黑货中的“修”类,造反派几次威胁妈妈要来抄家:“你家的封资修黑货自己处理了哈,抄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为了活命,书香门第狠心自绝于书。68岁的老爸一切从头开始,没有抱怨,只管拼命地工作,夜以继日。

爸爸当右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命运的巨变。年迈的爷爷听到坏消息后悲痛不已,加上主要经济来源断绝,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妈妈本来以副校长代行西师附小校长的职事,爸爸翻船后她被屏蔽在重要会议之外,工作难以进行,终于她放弃职务去中学当了教师。我们全家被赶出西师,到妈妈工作的44中学居住。1965年住在我们家的外公、外婆又被打成地主,遣返农村“劳动改造”。文革时妈妈在“反动家属”身份的重压下得了抑郁症,而领导一口咬定她是思想病,对党不满,坚决不答应减少工作。妈妈终于被逼成精神病,后来时好时坏。我们4兄妹读书成绩都很好,但是只有妹妹一直读到了高中,我本有申请读高中的机会,因为是右派子女没心思申请,免得讨气受。大哥连初中都不让读,在街上做小工,后来发奋自学又遇上政策稍松,考上了高中。1965年他考大学时又收紧了,尽管考了高分,还是被班主任贯彻了阶级路线,填表时建议“不升入大学”。参军和某些职业我们是不可问津的。1967年春,大哥因为是知青组织头头而被摊派名额逮捕,在四川南江被判刑10年,《判决书》称他“走上了他父亲的道路”。妈妈接到《判决书》几乎疯掉,拼命为他奔走申诉,赶上乱抓人的“二月逆流”不久被否定,他才出狱。到爸爸平反那年,我们4兄妹已22--32岁,除了我作为病残知青留城有份集体菜店的工作以外,都不能安排工作(恢复高考后全部上了大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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