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偉大的黨」為什麼這麼嚴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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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李長河（1911--1996），重慶北碚西南師範大學教授，被打成右派時是西師講師。

1957年反右開始時，爸爸是九三學社西師分部的鳴放組長。他起初站在反右一邊，隨後看到反右運動的野蠻殘酷，就改變了態度。地理系教授王中山被打成右派，爸爸為他說話：「王中山以前就幫助過地下黨，不會反黨。」一次王教授被批鬥，在眾人一陣指責炮轟之後，王要求「讓我說幾句」。許多人喊道：「右派沒有資格發言！」「不許右派份子胡說八道！」爸爸大聲呼籲：「讓他說話！他可以辯護！」於是人們的火氣刷地衝過來：「你居然幫右派份子說話！」「幫右派份子說話就是右派！」爸爸剛被劃為右派的那些天，回到家裡經常焦躁地來回踱步，捶打胸脯：「我是老牌民主進步人士，我是幫助黨整風！」「我不是黨的敵人，我是黨的朋友！」10歲的大哥看到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臉，不懂偉大的黨是什麼，只覺得大難降臨了。

因為爸爸據理力爭，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被「從嚴處理」：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

1960年的一天，兩名背著槍的保衛科人員來我家抓捕爸爸。媽媽正在烙餅，鎮靜地說：「讓我把這兩張餅烙好，給他帶去。」爸爸默默地收拾了個不大的包袱，帶著兩張餅跟背槍的人走了。沒有逮捕證。當時我6歲，只聽說爸爸是「壞人」，和兄妹們呆呆地看著這一切，內心充滿壓抑和恐懼。

爸爸被送到重慶小南海勞教轉運站。過往的勞改勞教隊大概嫌他又老又瘦弱，都不要他。飢荒年中他每天只讓吃兩頓，拖了半年左右，快要餓死了。管理人員還算有點人性，叫人救救他，於是北碚西山坪勞改農場把他要了去。次年大哥去看他，他像所有勞教勞改的犯人一樣，臉青面黑，枯瘦如柴。他穿著很厚的破棉襖，弓著背，飢餓使他雙腳浮腫。

兩年之後他得到通知：一年半的勞教期滿，才知道被勞教。但是不讓他「回到人民隊伍中」來，而是送到專門讓刑滿釋放人員就業的單位去，叫做「就業人員」，實際是奴工，由「管教幹事」繼續專政，每月領取微薄的工資。他在「犯錯誤」之前的月薪是138元，在這裡是28.5元，或許末年稍有增加。他修過鐵路，造過電風扇，挖過石棉礦，最後為就業隊食堂種菜。

川西山區是泥石流高發區。爸爸在就業單位四川鐵路工程隊做苦工時，幾次遇上泥石流。如果他們正趕去上工，就躲在旁邊，看著泥石流呼啦啦地傾瀉而下。待到一股流過了，管教幹事就命令：「趕快過去！」誰也不知道會不會來第二股，奴工們不要命地跑過險區。運氣不好的，就被第二股泥石流捲走了。這樣死的奴工，監守人員不願透露真相，沒準以「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通知家屬。一次奴工的隊伍通過一個開山工地，山炮不長眼睛地炸響，石頭泥土衝天而起，嚇得他們四處奔逃，遠處的管教幹事一個個哈哈大笑。

他們用原始的方法翻山越嶺背運石頭，管教幹事拿著皮帶監視，見誰不順眼就抽。一次在陡坡上老爸被斥打走得慢，他高瘦的身體一個趔趄倒下去。為了不滾下山澗，他拚命抱住路邊一塊巨石，背篼裡的石頭一下子就把他的腸子壓出來了。他被送到醫院，醫生說人身上的腸子有多餘的，不給復位，就把壓出的一截割掉了。

爸爸的下腹長了個瘤子，在安康的鐵路工程總隊醫院開刀。媽媽讓我乘火車去照顧他。手術有一定危險，他進入手術室以後，我發現他床頭放著兩張寫好的信，一張是給媽媽的，一張是給我們4個子女的。給媽媽的內容主要是：「我犯錯誤給你和家庭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我對不起你。難為你一個人含辛茹苦把4個孩子拉扯大，很感謝你。」給我們4個的除了同樣的對不起，還說：「我死了，你們一定要跟我劃清界限，聽黨的話，一輩子跟黨走。」儘管我一直接受爸爸是壞人的教育，眼淚還是禁不住扑簌簌滾下來，怕被管教幹事看見，偷偷抹了。我不明白提意見到底有多壞，更不明白偉大的黨為什麼這麼嚴酷，讓我以這種方式體驗父親深藏於內心的溫情。那年我16歲。

1978年開始改正右派，我們回到西南師範學院找領導。有關領導大吃一驚：「李長河還活著？！」大哥去北碚公安局查，竟沒有爸爸被逮捕和被判勞教的任何記錄，公安局不承認爸爸曾是勞教人員，只知道是西師送來的，他們曾叫西師來接回去，西師不理。在沒有法制的國家，一個人的命運就這樣輕易捏碎在當權者手裡。現在西師落實政策辦公室的每張桌子上都堆著大疊的卷宗，辦公室主任楊秀陷在C形的卷宗高牆中，面帶倦容地告訴我們，他同意改正。但是，案子就是遲遲不能平反。無奈，媽媽和我們4個子女打起了中國特色的車輪戰，輪流到西師去磨嘴皮。一次有個好心人告訴大哥，唯一不同意改正的幹部就是上頭的李一丁（副校長），他是當年西師打右派的總指揮，稱我爸爸「桀驁不馴」。於是大哥找到李一丁，揭露他的梗阻並問他有什麼理由不給改正。迫於大氣候，李無法回答，沒有再堅持多久就崩潰了。

1979年春，爸爸回到西南師院教育系，重執教鞭。可憐他的兩架書被我們燒的燒、賣的賣，早已片紙不留。因為文革時心理學成為封資修黑貨中的「修」類，造反派幾次威脅媽媽要來抄家：「你家的封資修黑貨自己處理了哈，抄出來別怪我們不客氣！」為了活命，書香門第狠心自絕於書。68歲的老爸一切從頭開始，沒有抱怨，只管拚命地工作，夜以繼日。

爸爸當右派給我們全家帶來了命運的巨變。年邁的爺爺聽到壞消息後悲痛不已，加上主要經濟來源斷絕，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媽媽本來以副校長代行西師附小校長的職事，爸爸翻船後她被屏蔽在重要會議之外，工作難以進行，終於她放棄職務去中學當了教師。我們全家被趕出西師，到媽媽工作的44中學居住。1965年住在我們家的外公、外婆又被打成地主，遣返農村「勞動改造」。文革時媽媽在「反動家屬」身份的重壓下得了抑鬱症，而領導一口咬定她是思想病，對黨不滿，堅決不答應減少工作。媽媽終於被逼成精神病，後來時好時壞。我們4兄妹讀書成績都很好，但是只有妹妹一直讀到了高中，我本有申請讀高中的機會，因為是右派子女沒心思申請，免得討氣受。大哥連初中都不讓讀，在街上做小工，後來發奮自學又遇上政策稍鬆，考上了高中。1965年他考大學時又收緊了，儘管考了高分，還是被班主任貫徹了階級路線，填表時建議「不升入大學」。參軍和某些職業我們是不可問津的。1967年春，大哥因為是知青組織頭頭而被攤派名額逮捕，在四川南江被判刑10年，《判決書》稱他「走上了他父親的道路」。媽媽接到《判決書》幾乎瘋掉，拚命為他奔走申訴，趕上亂抓人的「二月逆流」不久被否定，他才出獄。到爸爸平反那年，我們4兄妹已22--32歲，除了我作為病殘知青留城有份集體菜店的工作以外，都不能安排工作（恢復高考後全部上了大學）。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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