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偉大的黨」為什麼這麼嚴酷(圖)

對右派爸爸的片段回憶

2015-12-15 11:59 作者: 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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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我父親李長河(1911--1996),重慶北碚西南師範大學教授,被打成右派時是西師講師。

1957年反右開始時,爸爸是九三學社西師分部的鳴放組長。他起初站在反右一邊,隨後看到反右運動的野蠻殘酷,就改變了態度。地理系教授王中山被打成右派,爸爸為他說話:「王中山以前就幫助過地下黨,不會反黨。」一次王教授被批鬥,在眾人一陣指責炮轟之後,王要求「讓我說幾句」。許多人喊道:「右派沒有資格發言!」「不許右派份子胡說八道!」爸爸大聲呼籲:「讓他說話!他可以辯護!」於是人們的火氣刷地衝過來:「你居然幫右派份子說話!」「幫右派份子說話就是右派!」爸爸剛被劃為右派的那些天,回到家裡經常焦躁地來回踱步,捶打胸脯:「我是老牌民主進步人士,我是幫助黨整風!」「我不是黨的敵人,我是黨的朋友!」10歲的大哥看到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臉,不懂偉大的黨是什麼,只覺得大難降臨了。

因為爸爸據理力爭,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被「從嚴處理」: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

1960年的一天,兩名背著槍的保衛科人員來我家抓捕爸爸。媽媽正在烙餅,鎮靜地說:「讓我把這兩張餅烙好,給他帶去。」爸爸默默地收拾了個不大的包袱,帶著兩張餅跟背槍的人走了。沒有逮捕證。當時我6歲,只聽說爸爸是「壞人」,和兄妹們呆呆地看著這一切,內心充滿壓抑和恐懼。

爸爸被送到重慶小南海勞教轉運站。過往的勞改勞教隊大概嫌他又老又瘦弱,都不要他。飢荒年中他每天只讓吃兩頓,拖了半年左右,快要餓死了。管理人員還算有點人性,叫人救救他,於是北碚西山坪勞改農場把他要了去。次年大哥去看他,他像所有勞教勞改的犯人一樣,臉青面黑,枯瘦如柴。他穿著很厚的破棉襖,弓著背,飢餓使他雙腳浮腫。

兩年之後他得到通知:一年半的勞教期滿,才知道被勞教。但是不讓他「回到人民隊伍中」來,而是送到專門讓刑滿釋放人員就業的單位去,叫做「就業人員」,實際是奴工,由「管教幹事」繼續專政,每月領取微薄的工資。他在「犯錯誤」之前的月薪是138元,在這裡是28.5元,或許末年稍有增加。他修過鐵路,造過電風扇,挖過石棉礦,最後為就業隊食堂種菜。

川西山區是泥石流高發區。爸爸在就業單位四川鐵路工程隊做苦工時,幾次遇上泥石流。如果他們正趕去上工,就躲在旁邊,看著泥石流呼啦啦地傾瀉而下。待到一股流過了,管教幹事就命令:「趕快過去!」誰也不知道會不會來第二股,奴工們不要命地跑過險區。運氣不好的,就被第二股泥石流捲走了。這樣死的奴工,監守人員不願透露真相,沒準以「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通知家屬。一次奴工的隊伍通過一個開山工地,山炮不長眼睛地炸響,石頭泥土衝天而起,嚇得他們四處奔逃,遠處的管教幹事一個個哈哈大笑。

他們用原始的方法翻山越嶺背運石頭,管教幹事拿著皮帶監視,見誰不順眼就抽。一次在陡坡上老爸被斥打走得慢,他高瘦的身體一個趔趄倒下去。為了不滾下山澗,他拚命抱住路邊一塊巨石,背篼裡的石頭一下子就把他的腸子壓出來了。他被送到醫院,醫生說人身上的腸子有多餘的,不給復位,就把壓出的一截割掉了。

爸爸的下腹長了個瘤子,在安康的鐵路工程總隊醫院開刀。媽媽讓我乘火車去照顧他。手術有一定危險,他進入手術室以後,我發現他床頭放著兩張寫好的信,一張是給媽媽的,一張是給我們4個子女的。給媽媽的內容主要是:「我犯錯誤給你和家庭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我對不起你。難為你一個人含辛茹苦把4個孩子拉扯大,很感謝你。」給我們4個的除了同樣的對不起,還說:「我死了,你們一定要跟我劃清界限,聽黨的話,一輩子跟黨走。」儘管我一直接受爸爸是壞人的教育,眼淚還是禁不住扑簌簌滾下來,怕被管教幹事看見,偷偷抹了。我不明白提意見到底有多壞,更不明白偉大的黨為什麼這麼嚴酷,讓我以這種方式體驗父親深藏於內心的溫情。那年我16歲。

1978年開始改正右派,我們回到西南師範學院找領導。有關領導大吃一驚:「李長河還活著?!」大哥去北碚公安局查,竟沒有爸爸被逮捕和被判勞教的任何記錄,公安局不承認爸爸曾是勞教人員,只知道是西師送來的,他們曾叫西師來接回去,西師不理。在沒有法制的國家,一個人的命運就這樣輕易捏碎在當權者手裡。現在西師落實政策辦公室的每張桌子上都堆著大疊的卷宗,辦公室主任楊秀陷在C形的卷宗高牆中,面帶倦容地告訴我們,他同意改正。但是,案子就是遲遲不能平反。無奈,媽媽和我們4個子女打起了中國特色的車輪戰,輪流到西師去磨嘴皮。一次有個好心人告訴大哥,唯一不同意改正的幹部就是上頭的李一丁(副校長),他是當年西師打右派的總指揮,稱我爸爸「桀驁不馴」。於是大哥找到李一丁,揭露他的梗阻並問他有什麼理由不給改正。迫於大氣候,李無法回答,沒有再堅持多久就崩潰了。

1979年春,爸爸回到西南師院教育系,重執教鞭。可憐他的兩架書被我們燒的燒、賣的賣,早已片紙不留。因為文革時心理學成為封資修黑貨中的「修」類,造反派幾次威脅媽媽要來抄家:「你家的封資修黑貨自己處理了哈,抄出來別怪我們不客氣!」為了活命,書香門第狠心自絕於書。68歲的老爸一切從頭開始,沒有抱怨,只管拚命地工作,夜以繼日。

爸爸當右派給我們全家帶來了命運的巨變。年邁的爺爺聽到壞消息後悲痛不已,加上主要經濟來源斷絕,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媽媽本來以副校長代行西師附小校長的職事,爸爸翻船後她被屏蔽在重要會議之外,工作難以進行,終於她放棄職務去中學當了教師。我們全家被趕出西師,到媽媽工作的44中學居住。1965年住在我們家的外公、外婆又被打成地主,遣返農村「勞動改造」。文革時媽媽在「反動家屬」身份的重壓下得了抑鬱症,而領導一口咬定她是思想病,對黨不滿,堅決不答應減少工作。媽媽終於被逼成精神病,後來時好時壞。我們4兄妹讀書成績都很好,但是只有妹妹一直讀到了高中,我本有申請讀高中的機會,因為是右派子女沒心思申請,免得討氣受。大哥連初中都不讓讀,在街上做小工,後來發奮自學又遇上政策稍鬆,考上了高中。1965年他考大學時又收緊了,儘管考了高分,還是被班主任貫徹了階級路線,填表時建議「不升入大學」。參軍和某些職業我們是不可問津的。1967年春,大哥因為是知青組織頭頭而被攤派名額逮捕,在四川南江被判刑10年,《判決書》稱他「走上了他父親的道路」。媽媽接到《判決書》幾乎瘋掉,拚命為他奔走申訴,趕上亂抓人的「二月逆流」不久被否定,他才出獄。到爸爸平反那年,我們4兄妹已22--32歲,除了我作為病殘知青留城有份集體菜店的工作以外,都不能安排工作(恢復高考後全部上了大學)。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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