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乔高: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下)(图)

奔走十年,因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问


大卫・乔高: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6月16日讯】曾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因为自2006年开始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着手调查了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近期,大卫・乔高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方伟采访时,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触这项调查的始末,以及心路历程。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会对调查报告的回应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对你们的指控作出任何回应?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啊。说起来,照道理我们是掀起了一场争议,那么应该有争议的双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说我们反华,我们是法轮功之外,关于我们提出的事情,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争辩。就是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争辩都没有。当然了,我们不是法轮功。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提供了一张图。这张图标明了在中国15个地方可以买卖器官。这里面有两个城市,我们放错了省。结果他们提供的反驳,唯一的反驳是什么呢?他就说你看到没有,”这个城市弄到那个省去了,你们搞错了”。所以对于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指控的实质–卖器官这一点,他们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反驳。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击我们个人,攻击任何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异议的人本身。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跑来跟你说,你提出了这些指控,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搞清事实。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大卫・乔高:说起来很搞笑啊,他们确实有跟我们接触,怎么接触的呢?因为我们有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想去中国做调查,但是没批给我们。现在看来最好是不批给我们,因为如果批给了我们的话,我们到中国去跟谁谈,谁就会被抓,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跟外面的调查人员一谈,这个人就失踪了。所以幸好我们没去。

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有个官员出来和我在一个咖啡厅见面,双方就开始谈。我说我要去中国的签证,对方说要签证没问题,你去签证处申请就好了。说完之后,他就开始讲关于法轮功的长篇大论,开始来做他的一套说教,就是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套说辞。我越听越烦,不想听了,我就说我不要听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苏格兰血统,比较冲动。当时站起来后我就想,他在这儿给我来做这套说教,等于是侮辱我啊,我还得付他的咖啡钱。不行,我不付。不过我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我其实应该大度一点。但当时我就付了自己的咖啡钱就走了。结果这个官员他没带钱,付不出咖啡钱来,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机叫了出来付账。

和中共官员的另外一次接触,是我在加油站停下来加油。后面一辆车是个挂着外交牌照的车子。我当时就感觉那是中共使馆的车子。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正好我车子里有一份大纪元报纸。我就把这个报纸拿出来,递给车里的人。他没有扔掉,还把它收下了。总之,活摘器官这件事我们得盯住不放,一直盯着不放。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他们从器官摘取上赚到的钱,八十到九十亿美金,这是我们的估计,五万例乘上器官的价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这些钱世界是知道的,我们盯着这个事儿呢。同时,我们把器官摘取和纳粹犯下的种族屠杀做一个比较,我希望我们能够造成一些影响。

方伟:乔高先生和麦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个国家,四方奔走,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卫・乔高:我们最初真没有这么计划,我们本来以为六个月之后这件事就会停下来的。但是器官摘取的罪行还在继续,我们就得接着做,我们就不停的做,这就是这五十个国家是怎么来的。我们被邀请去不同的国家,有时候计划去一个国家,结果去了三到四个国家。我们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欧的挪威,还有芬兰、西班牙、希腊。在西班牙,我们得到的媒体报导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向西班牙的国会递交了二十五万个民众签名,关于呼吁停止器官摘取的事。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杂志的头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停的做这个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会出现一个倾斜,天平会翻过来。在中国,器官摘取的罪行能够被停止,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

方伟:您觉得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是怎么样的?

大卫・乔高:说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不同的国家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西班牙,西班牙的议会和媒体对我们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国家,我得小心一点说他们的名字,但我还是想说一个,就是日本。我和麦塔斯去了日本,我们见了国会议员,见了日本政界的人物。日本有个日中友好医院,我们在那里跟他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那里很奇怪,有的医生认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关心病人。我就跟他说,你要搞清楚,这个给器官的人是被谋杀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医院也好,还是日本的国会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突破。这是让我觉得失望的地方。

韩国也不行。我们去韩国,他们居然不让我们去访问医院,都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但是我们见了韩国医疗协会的会长,这个医疗协会下面有16万个医生。我就跟他说起来器官摘取的事情。当时有人给他看了一个录像片,讲的是一个北韩的家庭收养了一个小孩。但是他们收养这个小孩不是要把他变成家庭的一员,他们是把这个小孩存着,也许将来可以摘他的器官用。会长看了这个录像就尖叫说,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村子就是他妈妈来的那个村子。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蛮震撼的。韩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对压力很敏感。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哪个医院是把人送到中国去配器官的,我们曝光出来,他们就会禁止那个医院再送人去中国配器官了。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亚。我非常高兴的告诉你,经过我们的工作之后,有好几年了,澳洲没有一个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问

方伟:我们的听众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会说,乔高先生,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别有用心,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疑问,您有什么回答?

大卫・乔高:说我别有用心,我那个用心是什么呢?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于家庭教会的成员,对于藏人,维吾尔人,当他们被屠杀的时候,涉及的是人类的尊严。你的听众中,很多人也会象我这样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他们不停止器官摘取,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方伟:你为这个事情已经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为什么一直做这件事情做了十年?对你来说也许这个答案很明显,但我还是想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的?

大卫・乔高:我就是很倔强,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明显是非常恶劣的话,我就不会停止的。当然我的爸妈也没有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中丧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维博士(Jacob Lavee)所说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停止,他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如果对于不正义的事情我们不做,那下一个受害人是谁,下一个人怎么办?前一阵在渥太华举行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非常的感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仇恨。总而言之非常感动人。这是驱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伟: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说,你说的东西太过份了,我没法相信,所以我就避开这个事情。您对这样的反应怎么看?

大卫・乔高:对呀,当初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不断的有证据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很多高官就说,“你说得太过了,因为他们是犹太教就杀掉他们?我不相信”。他就避开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后,人家回头来问你说,当时有这样的那样的证据,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我不想以后被人家问这样的问题,让我无言以对。我不想接受这种良心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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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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