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人饿死 中南海桌上是燕窝鱼翅!(图)

2017-06-28 15:00 作者: 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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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挨饿。
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挨饿。(网络图片)

经济紧张后,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么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后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三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后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于难。娴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后,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于上次了。她处于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后,母亲于傍晚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后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三天火葬后,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么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后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后,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后,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后,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什么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倾,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要职。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么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于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出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三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没有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么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

我出来后,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后,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亁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后,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参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后,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么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得住良心……”

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

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

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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