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苦难:小说《似水流年》里的文革

2017-07-31 10:25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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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7年7月31日讯】小说书当然不是历史书,然而人们确实常常通过小说来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我们阅读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来了解法国大革命,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了解俄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不但生动,而且深入,让读者在历史事件之外,还看得到个人命运和道德善恶这种在历史书上难以展开探讨的命题。

在什么小说中能看到文革历史呢?姚蜀平女士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是很好也很难得的一部,如果还不能称为唯一的一部。文革后,最初的松动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代初“伤痕文学”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已经被压制。在短暂兴旺的“伤痕文学”中,对文革历史事件的描写还相当粗糙模糊,甚至把时间都弄错–似乎这并不被认为需要严肃对待。关于文革历史的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局严格禁止,在小说书写中的萎缩也不意外。不过意外的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似水流年》(以下简称《流年》),书中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在真实和深刻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部。

《流年》中的第一个文革场景,是1966年红卫兵兴起之时的“红八月”。小说以40页的篇幅,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在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暴力。这尤其是中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组织,17天后又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建立的同时,红卫兵恐怖也一起发生。红卫兵抄家,烧书,破坏文物,“斗争”人,打人,乃至杀人。仅在北京城一地,就有1772人被打死,有近十万人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受难者的尸体不加遮盖丢在卡车上或平板车上从市中心运往火葬场。那场大型的迫害和杀戮,一批当时或者后来的“作家”都看到了,都不是看不到,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记录或描写这桩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姚蜀平写了,这是因为她的文学才能,也因为她的勇敢和她的价值观念。她写了血的1966年8月,那些见到却没有写出的作家们,会愿意起来推崇这部作品和加以旁证吗?还是反过来否认罪恶的发生或假装没有看到这本书呢?这应该做进一步的观察并得到答案。

实际上,《流年》不但写了红卫兵暴力的场景,而且描述和剖析了红卫兵个人。大家都知道,要认识文革,也必须了解文革中的各种人物,而人物刻画正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也是小说所擅长作的。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名女红卫兵。作者不但写了她如何打她的中学老师,抄老师的家,而且写了她漂亮的外表下冷酷空虚的内心。一个细节是,他们的“造反”在1966年造成了老师一家三口的死亡,但她在1980年代遇到这位老师的幸存的小儿子的时候,她心里涌出的念头不是对死者的怜悯也不是对自己的责备,而是惋惜自己抄家时从老师家拿走一把小提琴,因不知道价值而卖得太便宜了。这种内心没有道德感和负疚心的红卫兵显然相当有代表性。如果当年的残酷行为(想一想吧,1772人甚至不是用子弹或者大刀杀害的,而是用拳头、棍棒和铜头军用皮带殴打折磨几小时甚至几天虐杀而死的)还可以拿年轻不懂事和革命狂热来解释,那么在四十年后面对受难者家人还无动于衷拒绝道歉(这样的红卫兵为数不少,有的甚至至今以此自豪),就只有从道德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德心)方面来解释了。小说对这一红卫兵人物的刻画剖析是相当深刻的,这在中国文学中即使不是首创也非常稀罕。对这类人物的探究,不但对说明文革迫害和惨剧的发生有重大作用——除了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江青、林彪等,还有多少下面的打手来进行所谓“群众专政”而害死了数量巨大的受难者,而且也在一般意义上对建立人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有很大意义(并非每个人都会生逢文革,但是那种善与恶之间的选择,确实今天的人们也仍然会面临)。只是要正视和理解这样的人物,评论家和读者也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力量。

《流年》里不但写了已存的场景和人物,并且也写了作者的思考和愿景。实际上,不论当局的“愚民政策”有多么长久和强大的控制力,也不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毅力如何薄弱,文革结束后的30年来,关于文革的思索和讨论始终是在中国人中间进行的,只是没有公开进行的机会。小说《流年》写进了这些思考和讨论。一方面,作者对于在思考文革的人物有冷静的观察。例如其中有一个老干部“牛主任”,他在文革前迫害了他人,文革中自己也受到残酷迫害,文革后他也试图反思,但是他仍要肯定他当年“为理想”“为信仰”“投身革命”,也不愿面对他们的“革命实验”造成的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他最后把一些历史纪念物锁进了柜子最深处。这个细节让人哑然失笑。作者并未刻意加以讽刺,主要是这种真实的描写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对文革惨剧的反思会如此无力。在另一方面,《流年》还是抱着信心和期待,安排了书中最年轻的人物冬生,1966年红卫兵恐怖的年幼幸存者,放弃他学得很好的科学技术专业,选择了学习文科,为了改变“那个极权制度和孕育它的思想文化土壤”。书中的主要人物尚安妍大夫,在书的结束处,也是在她的晚年,决定把历史写作当作自己的新的工作。作者和我谈到这样的结尾方式,她说她看到了只有很少的中国人在做这样的严肃的研究,于是她才这样写了。这不是写实,而主要是表达她的期望。她知道她为什么做了这样乐观的有暖意的结尾。

我和《流年》作者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之间通信却始于十年之前。这本书的开始写作更是早在我和她通信之前就开始了。我看过这本书在印到纸上之前的草稿。这本书反复修改,在80万字、60万字几个稿本上修改,现在印出来的是45万字的一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自述,写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纯洁的语言和精粹的叙述,和这种写作过程无疑有很大关系。曹雪芹的说法也是这本《流年》的写作经过写照吧。这种工作精神和方式应该感动我们。我不是说快速制作快速获得市场效应的作品不好,但是这种超越了实利为文学而文学的做法,无疑对文学品质的提升有最大的贡献。我要向作者致敬,不单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也为作者给中文写作界带来的这份崇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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