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原来是“卖国精神”(图)

2017-9-12 00:39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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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网络图片)

前一段时间大陆官方媒体的舆论取向,似乎要让“毛泽东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井冈山精神”又是“毛泽东主义”的重中之重。《华尔街日报》日前评论说,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泽东主义卷土重来,大陆社会则不时发生群体性抗争,包括政府机关遭攻击、被引爆;评论说:在中国统治圈内,中共和群众有距离已经不再引起争议,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明显的共识。评论说,目前的领导层正在大力依赖两套老把戏:加强社会维稳及宣传。而这两套老把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正时兴,左派正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中东、北非的民主革命,大陆当局加强社会控制,受欺压的民众面对官僚体制和特权,感到无奈无助;加上扼杀了政治体制改革,让不少群众怀念毛泽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

但当局是否想过,如过度崇毛,可能给中国特别是官方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

先分析所谓的“井冈山精神”。美国华人学者谢选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泽东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国家分裂者”,比当今的台独、疆独、藏独过之尤甚。

大陆著名学者、新浪博主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1950年代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到了1960年代,作为“参加工作”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180度的弯,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等等。张云初说: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毛泽东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

人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形态。同时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在现实中,当局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从俄罗斯的解密的前苏共档案之中,人们知道从1922年到19274年,苏共每年给毛泽东的活动经费平均是在20万块钱,5年不过是一百万块钱,却使中国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售价不到一块钱。

笔者也在《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一文中曾说,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蒋介石当时就断定。“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蒋介石说,苏俄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所以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3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蒋介石说,他综括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于是,1927年4月蒋介石决定“清共”。“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就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毛泽东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3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看,鼓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还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独秀头上。

1927年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周恩来组织队伍举行“南昌起义”,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6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毛泽东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18日,毛泽东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据说毛泽东迟到4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而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3天,逃兵就去了3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30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不可能绕到湘南。于是毛泽东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8月31日,毛泽东离开了苏联领事馆,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泽东率领3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14日,3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泽东就传令要他们退兵改道,3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泽东穿着他锺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泽东,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泽东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泽东以党的名义要他们,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数千部队只剩下了6百人。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泽东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泽东。他请毛泽东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泽东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泽东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泽东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泽东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3天后,毛泽东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据当时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2月21日,在碧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3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自从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泽东的首创。但毛泽东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甘拜下风,让毛泽东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泽东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泽东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指定毛泽东到上海开会。毛泽东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乾脆装聋子。1927年11月14日,毛泽东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中央函告湖南省委: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碰巧的是,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直到1928年3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但毛泽东对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泽东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泽东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为此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3层木头宝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碧市。而毛泽东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3县的最高学府。楼上3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泽东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15个月,进山只有3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泽东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菸,一是收集书籍、报纸。

来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有了新欢:他的第3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18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贺子珍原名“桂圆”,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16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贺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毛泽东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1928年初,毛泽东跟贺子珍结婚了,而这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却在长沙为毛泽东坐牢。

1928年4月,毛泽东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41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36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被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是因为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还修了“红场”。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但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泽东不狂热,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泽东的所为不谋而合。毛泽东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尤其是这时候,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上述,是“井冈山精神”基本由来和概况。

和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1929年4月25日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蒋介石说,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

用蒋介石当时的言论对照毛泽东的“井冈山精神”,人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历史上蒋介石的清党,也是充满杀戮和暴力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若现在的当政者面对遍地暴动,恐怕杀戮和暴力程度比蒋介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当政者明知“井冈山精神”是暴力渊薮,却还是大张旗鼓地鼓噪之,难道嫌如今的中国大陆民怨还不够深重,要号召人民赶快行动起来将自己推翻掉?!或者是号召人民现在要象井冈山时期一样去打土豪劣绅、“吊羊”“绑票”?!

记得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感慨万千地说: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下山以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藉批判“海瑞罢官”向“走资派”夺权,隔年开始中国十年文革浩劫。所以,别忘了,“井冈山精神”与“文革精神”,又是血肉连体的精神。

当前大陆情势,对于“井冈山精神”,各阶层可说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也就是说,领导层有其“促三保”寄望,崇毛知识分子及一些民众则想做为对抗现实社会不公的武器。在这一现实环境下,如果仅将其视为“圣经”,对全社会影响之大,终究会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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