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那穿长衫的父亲是这样饿死的(图)

2017-10-12 00:36 作者: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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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人民公社大食堂。(网络图片)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

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1]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2],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

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3]。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铇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铇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铇!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铇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

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4]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注释】

[1]西北地区老百姓家庭腌制的一种酸菜,以喝汤为主,调进饭里,还可以代醋。

[2]五六十年代农村“帮助”人的方式,将被帮助者置于中间,外围的人将其推过来搡过去,连踢带打。

[3]方言,土疙瘩,土块。

[4]方言,全家死光了。

摘自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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