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逃离或许又是一代人的选择(图)

作者:蔡慎坤 发表:2017-11-29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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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逃离或许又是一代人的选择
逃离北京,还是逃离中国?(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17年11月29日讯】1983年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车站,不知道东西南北,夜幕下,找了多家地下室旅馆,都是客满,4个小伙子依然回到北京站前,背靠一棵大树,美美地睡到天亮,没有被人驱赶,也没有遭遇抢劫,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感觉很温暖,也己经很遥远。

当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北京街头跑得最欢的还是“面的”,那时候的北京没有雾霾,空气中闻不到焦油味,蓝天白云还是常态,那时候的北京远离城市的繁华,入夜之后甚至找不到娱乐消遣的去处,除了权力和神秘,那时候的北京对外地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时候的北京,房地产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无论是外销楼盘还是商品房都很少人问津,高品质的写字楼更是寥寥无几,市民和官员都靠排队分房,服务业,除了一些涉外酒店,更多的是机关单位开办的招待所,还有按时开门关门的餐馆和热闹噪杂的农贸集市。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房地产早己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北京到处拆得面目全非,高档写字楼住宅楼遍地开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北京的拥堵却也越来越严重,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尘土污染连同人心的污染,让这个城市弥漫在深重的雾霾之中,飙升的房价,足以让那些打拼者绝望!如果单纯从宜居的角度来说,北京不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外地人遭遇到的不公和歧视越来越明显,尽管城市的主人也曾是外地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地人每年都要领一张暂住证,即使是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家,也只能尴尬地暂住着,享受不到市民所享受的任何好处。如今暂住证被门坎更高的居住证所取代,而附加了很多条件的居住证,仍然不能等同于本土市民,拿居住证的外地人依然还是这个城市的看客或过客。

几年前,还有媒体关注因为住不起群租房住不起地下室,而长期蜗居在污水横流的地下井底的打工者。有好奇的记者探访北京丽都附近十多处地下井洞,发现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蜗居”井下,群居者堆置着各类生活用品,吃剩的馒头、用过的被褥、衣服、蜡烛、球鞋、雨伞等等。

蜗居在井下的男女老少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了,最小的还只有4岁,靠捡垃圾为生的老太太全友芝66岁了,在这个热井底下“蜗居”了近20年。20年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幽暗污浊的井下,这样的场景与长安大街的光鲜时尚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53岁的王秀清来自河北滦平,年轻时与怀柔长哨营乡遥岭村的妻子彭女士认识,共养育有三个儿女,都在怀柔读中学。由于当年未领结婚证,又加上超生,三个孩子成“黑户”十几年了,为了躲避村里罚款,10多年前,王秀清离开怀柔,来到丽都广场附近给人洗车,为省去每月数百元的租房钱,他加入了井底蜗居的行列。

每天凌晨3点,王秀清从井下爬出来,拿着抹布和水桶,来到路边给早上交接班的出租车洗车,“每天能洗10辆车左右,每天能挣百元上下,每个月挣2000多元,要供养孩子上学又要帮他们上户口,这些钱远远不够。”王秀清对记者说。

王秀清曾向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共借了7万元,并备有专门的账本记账,一有闲钱就还给别人,“有了他们的帮助,终于把结婚证和孩子的户口都给补办了,多年沉积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环卫工小李自己经济状况虽然也不好,却借钱给王秀清3万元,“他跟其他流浪汉不一样,王秀清为了供养三个儿女上学,每天起早贪黑靠双手劳动赚钱,这种有担当的人值得去帮他,人都有艰难的时候。”

每天早上干完活,王秀清会花5元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早餐,午餐会去吃工地卖剩的盒饭,晚上吃2元钱的烧饼。到了晚上,他就回到井底,用蜡烛点亮这个小小的空间,看着自己不能伸直的右胳膊和已磨破皮、长满冻疮的双手,王秀清感叹自己这行做不了多长时间,“冬天一直用凉水洗车,时间久了,手上的毛病也多了。”

对王秀清来说,他也有一个难以启齿的中国梦!他希望靠自已的勤劳,靠自已的节俭,靠蜗居井下,供养几个孩子上学读书,让孩子们有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后来蜗居的井盖被封死了,洗车的工作也丢了,我不知道王秀清的那个梦想是否己经实现?

电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的精彩对白:“到时候,我们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那种,而且是计划经济下的人口……”任何一个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区。但这些聚居区并不等同于脏乱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有着平等的权利,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应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

逃离或许是一代人不得不面临的选择,然而逃到哪里去呢?许多朋友和熟人选择移民,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欧洲小国,选择逃离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南方的香港曾经是大劫难时期许多人的避难所,可是如今逃到香港早己没有意义,香港正在改变,变成一个类似于深圳的城市。

30多年前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董事长。

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年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行”。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大军中的一员。

有不少人打算从城里回到故乡,对于外地人来说,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几乎每个人的故乡都己沦陷,老一代渐渐老去,新一代不再回来,每个人的故乡注定没有未来。一位知名的教授曾在许多乡村行走,对乡村的现状忧心重重:乡村的衰败实际上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当大规模消灭了乡绅(地主),也就切断了沿袭千年的文化传承和道德伦理传承。

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外做官还是江湖行走,许多人到了晚年,都会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也会回归田野,寻求陶渊明式的桃源梦,他们或教书育人,或从事乡村建设,对于乡村道德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或德高望重诚信义气,或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对村民潜移默化的影响,远远胜过后来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乃至激进的口号说教。

这几天,我恍惚中想起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光着头赤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可怜的小女孩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钱,爸爸一定会打她的。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风还是可以灌进来。

卖火柴的小女孩好歹还有个家,如果连家都没有了,又冷又饿的小女孩该到哪里去?在繁荣包裹的“盛世”,或许这是杞人忧天自己吓唬自己的臆想,但愿没有这种可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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