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清华大学校园里的红色恐怖(图)

2017-12-6 03:59 作者: 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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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在清华校园内的批斗会。
文革期间在清华校园内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所以当宾雁先生刚走,就有自称是朋友的人出来苛责先生,我心里很是不忿,想了四句骂人的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斟酌再三,还是骂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过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于是把这四句话加在自己头上。我想骂自己总可以吧?对方非但看不懂,还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丧,就把对方的文章贴到这个网上,希望听到几句公道话,但没什么人理这个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决心从此再也不理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像某个人说的,连眼白都不转过去。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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