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清華大學校園裡的紅色恐怖(圖)

2017-12-6 03:59 作者: 萬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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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在清華校園內的批鬥會。
文革期間在清華校園內的批鬥會。(網路圖片)

老子平常兒騎牆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應當是一幫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基於「血統論」的「紅對聯」一出臺,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我是明確的反對派。我曾經和一位同學激烈地辯論過一場。我還記得她的出身並不好,我們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最後我使出了「請君入瓮」的壞招:「你出身不好,難道能說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對!我就是混蛋。」她見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識到太過分了,急忙補充道:「每當遇到重大問題,我的思想就比較混……」我非常善意地對她說:「那也不能就說自己是混蛋呀。」

為了這副對聯,我還被革命小將從學校大禮堂轟出來過。記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個什麼日子。一幫中學紅衛兵喊著「好漢」和「混蛋」,衝進了清華園,在大禮堂擺起了擂臺,要辯論這副「紅對聯」。這哪裡是什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吒,「兒混蛋!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我當時坐在第三排,相當靠主席臺,而且居然敢不跟著瘋狂,還趴在桌上假裝睡起覺來。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頭看到一位柳眉倒豎、滿臉怒氣的女紅衛兵。這時候全場都安靜下來,我聽到一聲淒厲的呵叱:「什麼出身?」我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實話:「職員」。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兒騎牆!」會場對這新口號還不太適應,應者寥寥。她馬上回到會場熟悉的口號「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我身邊一個好心人低聲勸我:「別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尋思:不當混蛋,就得滾蛋。陪伴我的,是一陣陣有節奏的口號聲: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平常,兒騎牆!」

「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

「……」

走出了大禮堂,聽不到刺耳的口號聲了,卻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陽光。說實話,我這時候心裏空蕩蕩的,甚至有點彷徨。在群體的瘋狂面前,理性顯得如此蒼白和沒有力量。

當我在大字報上讀到譚力夫的8*20講話時,更感覺到那種彷徨,因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麼雄辯、那麼理直氣壯。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在一次校內辯論會的發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講話。譚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語言生動活潑,極具煽動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卻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一些片段。在講到階級路線時,他說:「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斗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你們躲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這就叫階級烙印!」他還嘲笑反工作組的同學是醋缸裡泡出來的軟骨頭,質問時一連用了三個問號:「你們在底下搞的什麼鬼?懷的什麼鬼胎?要生什麼鬼兒子?!」對批工作組的同學,則公然開罵:「你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麼?!他媽的!」

譚力夫的通篇講話,為「血統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闡述,我讀了,很沮喪。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血統論」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學畢業那年,要選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國外學外語的應屆高中生。就品學兼優而論,我被公認為當時學校的「一隻頂」。我是我們中學的學生會主席,翻開學生手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是五分。數學競賽和作文競賽,我是雙料「第一」。但因為出身不夠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後出線的,是一位原來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學。我很不服氣。心裏憋了一口氣,考上了清華,還是不服氣。聽了譚力夫的講話,心裏更不服氣。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學文革小報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羅克。

遇羅克和馬丁路德

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像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隕星。覺得他說出了許多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而且說得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文章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抄。許多精彩的片斷,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學辯論時,我的出口成章讓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後期清隊時還有人在背後告了我一刁狀,懷疑我參與了《出身論》的寫作。唉!我倒是想來著,但哪有這種機會和水平。

說《出身論》是中國60年代的「人權宣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關於那副「紅對聯」,遇羅克說:「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他判定這付對聯是絕對的錯誤,錯在「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鑒於這付對聯的爭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和陳伯達分別出來講話,說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此遇羅克並不買帳。他首先從邏輯上反詰:「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然後把各種情況剖析得條理分明:「……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遇羅克宣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遇羅克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認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當時有一種說法,因為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讓他們經受更多的考驗。遇羅克憤怒地回應:「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溫這些火一般的語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閃光,讓我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遇羅克同時代的美國人: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發表了感動美國的演說:《我有一個夢》;1967年1月,一個中國黑崽子發表了感動中國的文章:《出身論》。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遇羅克被關進半步橋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組織「貧民進軍」途中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亡,時年39歲;1970年3月,黑崽子遇羅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紅色政權執行槍決,年僅27歲。

每個民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馬丁・路德・金的「夢」,催生了美國的「民權法案」,成為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紀念日,是美國全國性的假日。全體美國人,包括白種人,都在這一天紀念他,並以他為傲。我問過我周圍的年輕人,知不知道「遇羅克」其人?大多數都搖頭,少數知道名字的,對他的事跡、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難得開明和寬鬆的時期,遇羅克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僅僅是「無罪」!報上發過幾篇紀念文章,似乎並沒有在人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說幾句。

在紀念遇羅克的文章當中,張郎郎的幾篇回憶文章值得一讀。他們在一起坐牢長達半年之久,後來還一起進了「死刑號」。關於遇羅克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睿智和從容,郎郎有非常生動的記述。遇羅文撰寫的《我家》,是我能讀到的關於他哥哥生平最詳盡的記錄。其中有一段催人淚下:「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泄一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裡,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愛的哥哥。」《我家》中記述了一次姐弟間的談話:「有一天弟弟對姐姐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姐姐說:‘媽媽、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話有什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平。何況即使真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也有個夢,每年的3月5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不要打人!」

我曾經說過,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網友加了個批註:「簡單而深刻的定義」,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的荒唐?我說不清楚,但蘆笛說得清楚。他正在發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至於什麼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簡單:就是不要罵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長輩、學校老師,從小就是這樣教育我的。

我這裡簡單交代幾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貫和出生地都是江蘇宜興。宜興可是個好地方,不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氣息也淳厚。這年頭標榜家鄉名人給自己貼金,是一種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幾位「鄉長」(與「學長」的稱謂類似,有人說這是臺灣腔,其實是我們江浙人帶到臺灣的說法),我認為必須向各位誇耀一番的:首先是儲安平,我非常為能有他這樣的同鄉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鴻,還有我們清華的校長蔣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慶這樣的學科領頭人……宜興人很重視教育。教師這種職業,在我們家鄉一般都會得到普遍的尊重。記得小時候在外婆家,鄉里開大會,主席台上坐著的,除了村長書記,通常還有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在宜興上過三年小學,校長是宜興人,這不稀奇。後來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學的張校長、在上海五十五中學主管教學的余校長、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蔣校長,都是我們宜興人,就有點湊巧了,這也可見宜興的學風之盛。其實,我祖父就是有點名氣的私塾老先生,在鄉里被尊稱為「大先生」。我二伯父萬達明,南開畢業後回家鄉教書,當了多年溧陽高中的校長。溧陽高中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考上清華的不在少數。在校時,遇到過幾位我二伯父的學生來「攀親」,還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當過縣長之類的地方官,我父親則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我們家風厚道,鄉鄰關係極為和睦,從來沒有和別人紅過臉。我總記得小時候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面絲棉襖晾在外面晒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面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面還露出了一大截。結果是欲蓋彌彰,反而是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裡,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人有時候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面子。傷了面子,就是傷了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這是我母親的教誨。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孩子,很窩囊,不僅不會打架,連罵架都不會。記得小時候鄰家姐姐罵我妹妹,罵人話一串一串的,動詞、形容詞極為豐富,還有節奏感,簡直是「大珠、小珠落銀盤」。我妹妹一聲不吭,待對方罵累了,才輕輕回一句:「罵你自己。」於是又進入新的樂章,這回是疾風暴雨的快板。

我總記得一句聖訓:君子交絕而不出惡聲。所以當賓雁先生剛走,就有自稱是朋友的人出來苛責先生,我心裏很是不忿,想了四句罵人的話:「這種典型的毛式語言、這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狂妄、這種不知深淺的無知、這種非黑即白的蠻橫」。斟酌再三,還是罵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過這種不明白的時候,於是把這四句話加在自己頭上。我想罵自己總可以吧?對方非但看不懂,還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喪,就把對方的文章貼到這個網上,希望聽到幾句公道話,但沒什麼人理這個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決心從此再也不理那個人,那個人從此在我視野裡消失,像某個人說的,連眼白都不轉過去。

對於那個以罵人、打人為時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他媽的蛋!」聽得我頭皮一陣陣發麻。她們掄起皮帶來,那股狠勁,看得我心裏一陣陣發顫。我目睹過兩個場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一次是拆毀二校門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應當明定為「校恥日」。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主導了清華園裡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拴上繩子將二校門拉倒,那麼漂亮的二校門,糅合了東方典雅和羅馬古典的二校門,頓時成為一片廢墟。更可惡的是他們用皮帶趕著原校黨委的領導,來清理這片廢墟。因為他們是「黑幫」,所以他們有的滿臉被潑上了墨汁;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兩面派,所以他們有的被剃成了陰陽頭;因為有老痞子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示範,所以給他們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動作稍微遲鈍一點,立即皮帶伺候。被打得最慘的是李傳信,當年某個系的總支書記,十八年後,他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讓人心疼的是何東昌,腿被打傷了,為了避免挨打,奮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他是高教部的部長。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聯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著大牌子,上書「地主婆」還打上了紅叉。她故意讓「地主婆」站在兩節車廂的對接部分。列車劇烈的晃動讓老人很難站穩。她顫巍巍地想靠一下車門框,女紅衛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掄起了皮帶,每一次抽打都帶著呼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面對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沒敢喊出來,其實我內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帶落到自己的頭上。

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
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文革過去四十年了,那麼多人在總結經驗教訓,說得各有道理。我的總結很簡單,或者說,我的願望很卑微:無論目標多麼偉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間清華園裡還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關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學姜文波;羅徵啟的親弟弟羅征敷;「羅文李繞」一案的劉承嫻。

我參觀過華盛頓DC的越戰紀念碑。橫臥在坑道裡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滿了陣亡將士的姓名,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撼。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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