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实施出口扩张。（图片来源：James Thew/Adobe stock）
【看中国2018年12月23日讯】(接前文)
B、发展阶段: 出口包工头，以敢死队身份挑战美国刑法
卖方信贷的出口包工头。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实施出口扩张，同时积极在亚非拉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换取相关国家的资源。华为作为投资扩张的一部分，依靠出口信贷，成为电信设施建设的包工头，获得快速发展。我在《红色私企》中，对卖方信贷的模式，进行过详细说明。
在这个阶段，华为更加积极和大胆，充分表现出敢死队的模式。在表面产权的归属上，华为与国企仍然有较大区别，所以华为必须更加积极，向中共体制效忠。同时，央企是中共体制本身，虽然执行中共的决策，但是并不积极。尤其是遇到问题时，国企的态度显得更加消极。这种积极的态度，在重要时候表现得的较为明显。例如，在违反伊朗禁售令的问题上，因为中共的指示，华为和中兴都参与交易，表面上似乎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对比中兴和华为的具体行为就可以看出，华为的行为更激进，全面表现出敢死队特征。
中兴和华为的区别，是央企亲儿子和私企敢死队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担责、敢于牺牲。当然，中国人基本不懂法律，不知道担责的风险以及牺牲的后果。所以，无数私企勇于承担责任，以个人牺牲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务。在中兴和华为的对比中，关键细节决定是否敢死队：
a、中兴虽然执行中共的指令，但是所有行为都属于公司行为。在需要担责时，中兴所有的责任，都是公司责任。
在表面上，中兴参与伊朗交易并被美国轻松截获相关文档，而且证据非常完整，也成为愚蠢的代表。在交易审批中有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在每一笔交易中，都按照严格的公司报告流程，由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由于一级级的签名非常完整，证据确凿，无可推诿，以致于美国将中兴连窝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下禁售令。
不过，如果懂法律法规的人就知道，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在遇到麻烦时变成至关重要的流程。当公司各级人员签名后，意味着业务是公司整体的决策和执行，而不是个人行为。 当美国追究责任，主要追究整个公司的责任。所以，美国商务部出马，以违反协议的名义采取对中兴禁运的措施。这种措施的实施，属于经济/商业事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没有人刑事罪名被捕。
在中兴内部，每个员工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层层签名是必要手段。中兴是国企，员工是体制内的人，都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体制内的员工，每一级首先考虑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机制决定，任何公司下达的指令，都需要上级签字确认，下级才会签字执行。中兴的员工也不会随便挂名其他公司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在个人权益优先的背景下，中兴不会轻易做敢死队。只有在中共的要求下，中兴才会“被动”参与伊朗交易。如果中共不要求，中兴不会主动参与。在伊朗问题曝光后，中兴因为美国禁运而休克，中共必须承担起对中兴的责任。 这个责任意味着，中共负责与美国沟通，促使美国停止禁运，中兴恢复生产；如果中共无法让中兴恢复生产，也必须负责抚养中兴员工。因为，按照体制内的操作机制，中兴为中共而受到打击，所以中共也必须为中兴的生存负责。
因为是亲儿子，所以中兴随时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华为。中兴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有权利为自身的生存而使用各种手段。当中共无能力恢复中兴生产，又不能明确保障中兴员工利益时，中兴就有资格通过出卖华为（敢死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兴内部明确表态，只要能活下去，随时出卖华为。反过来，华为对中兴这种体制内的猪队友，虽然极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b、华为敢死队的关键在于，以个人为赌注铤而走险，完成中共赋予的任务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兴文件中有华为（代号F7）规避美国监管的方式，即通过多层壳公司，以不签名的方式订立合约，让美国无法抓住把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非常聪明。如果中兴按照华为的操作，也不那么容易休克。
但在法律层面，任何一个违法或者违约事件都必然有相应的主体，才能实施违法/违约行动。而华为的操作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合同不签字，显得与华为无关。但是，按照法律的追溯原则，美国必然追查这个责任，直到追踪到可以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华为事件中，承担责任最终追溯到个人，而这个个人就是孟晚舟。华为想着逃避责任，以非常规的手段做合同，通过壳公司实施操作。但是无论壳公司有多少，交易经过多少个伪装程序，最后在终极的交易中，必须有人签字负责。孟晚舟则是壳公司的代表人，通过孟晚舟的签字，其个人为此负责。也可以说，华为通过以个人为代价，避免公司受到牵连。
鉴于华为公司可能是法盲，最终让孟晚舟自己跳进陷阱。在真实世界中，律师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精通法律，经常可能是半法盲。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华为的律师，对于终极责任的基础法理问题，并不一定清楚。所以，华为设计出自以为聪明的操作方式。如果让华为和孟晚舟现在回顾当时的操作模式，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并不如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周密。
早在2013年，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已经有转载（路透社）的相关公开报道。报道梳理一个简单的路线分析，描述华为通过skycom的操作，规避对伊朗交易监管的过程。其中，孟晚舟在与银行打交道的几个关键动作，都可以变为严重的刑事指控。公开报道与汇丰银行在2012年被罚款19亿美元，又相互呼应。可以说，只要懂相关流程，再稍加关注，就会了解华为的操作手段，包括华为如何想着避开监管，以及孟晚舟作为核心操作者，其行为过程都被清晰记录在案。
在2018年12月8日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控方律师作为美国检方代表，提供起诉孟的理由和过程。控方律师的阐述内容，与当年公开报道的过程没什么差别。同时，控方律师应该还提供了相应的详细证据，以支持其指控。虽然孟的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都被控方律师反驳。由于法官主要聚焦于孟是否适合保释，对更深入的内容没有追究。但是，从控方律师的态度上，美方检控部门肯定拥有足够的证据才如此强硬。这个过程说明，华为在skycom的操作上，不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还将孟晚舟陷入刑事案件的严重危险之下。
孟晚舟本身的重要性，也决定其在欺骗银行和销售给伊朗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敢死队的核心成员。由于华为的狼性文化，只有为利益而相互撕咬，没有任何的忠诚、合作和保密的概念。所以，按照当时伊朗交易的重要性，包括资金的调控转移，任正非都不可能将核心交易部分交给外人操作，因为一旦外人离开华为或者面临刑事诉讼，随时会反咬一口，将交易内容和证据和盘托出，指认任正非和华为的操控，让任和华为都面临灾难后果。 所以，任只有让孟晚舟一手操作，才能尽量防止不必要的差错。
当公司操作转为个人，刑事指控因此提上议事日程。中兴的模式虽然问题很大，但是有明显的有利之处：中兴虽然证据确凿，但只是公司行为，中兴的人员不需要因此坐牢。而孟晚舟的个人操作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从长期后果的角度，孟不仅是商业违约行为，更是涉及到金融欺诈等刑事犯罪行为。2018年4月，中兴休克期间已经传出华为面临美国的刑事调查，最后，华为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牢狱之灾，而且还是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的操作模式早就决定了这个结果。
C、高潮阶段：国际扩张之矛，以敢死队身份挑战世界。
在中共体制推动“2025”的战略后，开始在全球范围行动，实施各类高新技术抄袭仿制、购买偷盗、强制转让（抢劫）等操作。
在整体上，中国经济与华为一样，由于其血汗工厂的模式，无法实现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和升级。而中共不安于现状，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必须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所以中共采取与华为类似的手段铤而走险，将目标盯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实施超大规模的买、偷、抢行动。
在信息产业中，华为起到极为独特的作用，全力支持中共的技术购买、偷盗和抢劫，进而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华为通过巨额投资以5G领导者自居，准备大规模占据5G通信设备市场，主导5G系统的建设和运行。
中共的战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在国内，中共强制外企进行技术转让，强抢外企的技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共号召大量私企，向华为学习狼性，借助互联网和国际贸易的信息渠道，从各个领域偷盗西方技术和其它知识产权。我在《实体末日》中明确，随着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能够生存下来的私企，基本依靠假冒伪劣和偷盗，或者转变为金融类生产模式。而后续形势如我所料，中国私企全面从最初的血汗工厂，转变为假冒伪劣偷盗抢的犯罪组织。
另一方面，中共加大宣传，展示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极力吸引海归回流中国。在展示中，华为成为宣传的明星私企，增强对海归的吸引力。中共将海归主要分为三等：头等以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等为代表，这些海归不必回中国，最好还能在国外继续就职，持续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偷回中国；二等是带着国外的秘密知识和技术回国，有效实现中国国内企业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目的；三等是有一定知识技术的海归，可以成为新型血汗技术人员，支持国内企业的运营。
第三方面，中共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购买和偷盗技术，华为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华为网络设备的支持下，中共组织国内的黑客，对欧美的网站进行大规模攻击，盗取各种资料，获得丰厚成果。但是，这种非法行为，不仅无法见光，更遭到西方国家越来越严厉的回应，并且成为川习会上的重要议题。华为则以私企的身份，表面上独立，在欧美国家投资研发机构，对大学实施研究资助，以此实现实用技术的购买和盗取。
华为实际代表中共，以独特的优势，实施大规模海外扩张，起到独特的海外扩张之矛的作用。
华为以私企的形象出现，起到中共体制和国企无法实现的功能。同时，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可以进行各类幕后操作。华为独特之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灵活的手段，随时批出大笔资金，吸引和招募知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将其纳入千人计划等项目，并且随时可以起到监控作用。
另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设立研发机构，随时关注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且获得最新的技术，将这些技术传回国内，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
第三，华为通过对美加等大学捐款，支持基础研究，不断获取基础层面的知识和技术。
第四，中共军方的技术人员可以以华为的身份，到欧美大学接受培训。华为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动向、基础研究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军方人员的培训，都会加快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例如，根据加拿大公开媒体报道，华为每年对十几所加拿大的大学提供1800万美元的资助，资助100名研究人员的研究，获得其中40%成果的知识产权，并且转移回中国。而且，华为向这些大学派驻的学习人员中，有来自军方的人员，以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最为关键的是，华为的网络设备，对于中共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盗窃起到关键作用，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警惕。
随着5G商用系统开始测试安装，美国要求欧洲各国避免使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表示，要求电信服务商避免采购华为产品，甚至连中国一直拉拢的俄国，都决定禁止购买华为、中兴的设备。
这些国家共同行动的背后是华为网络设备的缺乏安全性。随着各方面数据的汇集，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网络安全组织/机构发现，中国黑客进行网络攻击和盗取的事件中，基本来自于华为的设备安全漏洞。
很多专业组织认为，华为是专门设置这些漏洞（因为这些漏洞并不是难以发现或者解决的问题），方便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盗取各种知识和技术。
判断华为专门设置漏洞、用于黑客攻击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为黑客攻击和盗窃提供方便，同时不利于被攻击方进行反侦查，属于典型的保护黑客的行为；二是漏洞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多。例如，在2011-2012年，一些组织明确指出华为设备的漏洞，这些漏洞本来可以很容易补上，但是到2016-2017年，华为的漏洞不仅没有大大减少，甚至更多。
华为网络设备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引发美国政府各情报机构的高度关注，进而准备采取一系列打击行动。
简而言之，华为通过充当国际扩张之矛，成为中共扩张战略的关键一部分。华为在挑战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中共的大量资金支持，更增强了挑战世界的信心。
当然，华为是中共敢死队，其出发点依据是中共体制。当华为按照中共的安排部署，不断进取，积极挑战世界时，华为似乎忘记了，世界面对中共和华为的挑战有能力反击。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战争的华为，虽然整天叫嚣狼性，但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当世界反击时，可以如碾死蚂蚁一样顷刻毁灭华为。而华为压根想不到、更看不到这样的局面，仍然在挑战世界的道路上夺命狂奔。
3、 扩大庞氏骗局后的绝境
手机业务成为新的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华为面临绝境。华为通过推动手机业务增长，维持华为的业务规模，成为华为的新庞氏骗局，掩盖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防止华为的突然破产。华为对5G市场超乎想象的幻觉，表现出华为在庞氏骗局中开始面临绝境。
收不抵支是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从收入角度，华为仍然是私企，必须从市场中销售获利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华为获得中共的大量资助，但只是辅助手段，不能作为华为的生存基础。随着4G时代落幕，华为主要收入开始枯竭，无法应对巨额支出，只能不断做大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庞氏骗局面临破灭的绝境。
在4G时代，华为以体制包工头的身份获得大量业务，保持充裕的资金。除了利用卖方信贷之外，华为还在中共资金补贴的支持下，以极低的价格入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凶猛抢夺订单，试图将欧美竞争者全面挤垮。在规模增长的支持下，华为树立起强势形象，既通过虚拟股权集资，又可以轻松占压供应商的大量资金。
华为实施大规模扩张，资金消耗急剧增加。华为在4G获利后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试图在5G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实现更丰厚的利润。虽然中共体制对研发高额补贴，但是对华为的资金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同时，华为积极推动手机业务，早期也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华为投资麒麟芯片等所谓的核心技术，在给爱国民众打鸡血的同时也消耗大量资金。
随着3G/4G通信设备市场接近饱和，华为面临销售下降的危机。从2014-15年开始，4G设备市场逐渐饱和，即使华为有卖方信贷和超低价格做支持，可以建设的4G网络也快速减少，华为的设备销售增长减缓甚至停滞。重要的是，利润率不断降低，利润结余快速消失。更可怕的是，一旦设备销售从增长变为下降，利润变为亏损，华为的资金将急剧萎缩。
销售下降意味着庞氏骗局随时暴露。销售下降从三方面刺破了华为的庞氏骗局：一是销售下降，现金流减少，利润转负。华为无法支付虚拟股权的股息，将引发华为员工纷纷退股，华为的庞氏骗局破灭；二是，华为被迫裁员，不仅需要支付华为员工的离职金，还需要用现金补偿员工的退股，也需要大量资金，加速庞氏骗局破裂；三是供应商与华为停止合作，从华为收款结束关系，以及中共的资金支持减少，进一步加速庞氏骗局破裂。
手机业务增长支持华为的销售规模。按照市场的培育顺序，先是设备市场发展，随后带动手机市场增长。随着设备市场饱和，电信运营商加大市场推广，促使手机销售的爆发式成长。手机销售的滞后效应，给华为以进入市场的机会。华为手机从2012年开始规模化增长，2011年出货300万台，2012年2000万，2015年1.08亿，2016年1.39亿，到2018年 预计超过2亿台，是2012年的10倍。在2017年，手机销售额达到2800亿，与通信设备的销售额相当。到2018年，手机销售额相信超过通信设备，成为华为的主要销售来源。
华为手机业务属于赔本赚吆喝的部门。众所周知，在世界的手机行业，苹果和三星占据行业的所有利润，其它厂商普遍为低利润或者亏损。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2016年数据，苹果在中国市场占据主要利润，而华为、poop/vivo手机占据6.4%的利润，估计华为占据1.6%的利润，即9.29亿美元，合6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近1.4亿台的销量，华为每部手机利润40多元人民币。考虑到华为高昂的综合运营成本，将运营成本分摊到手机业务上，手机业务自然处于亏损。
手机业务继续摊薄华为利润率。我在《红色私企》中，列举华为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根据华为2016年年报显示，华为2016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5216亿元，同比增长32%；净利润371亿元，同比增长0.4%。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2016年，华为的利润率已经降到7.1%，比2015年进一步明显降低。同时，华为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除非在5G业务上获得突破式增长，否则利润率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降趋势。
虽然华为手机试图增加盈利，但是收效甚微。2017年开始，华为海军崛起，并且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试图打造华为中高端手机的形象。华为的手机不仅销量快速成长，而且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如果考虑到成本端，手机零配件价格暴涨，大幅侵蚀手机的销售毛利。而且，华为在国外推广中，花费巨额广告费。另外，华为日益膨胀的运营成本，也在侵蚀其利润率。即使华为以偷偷减配的方式降低手机生产成本，也对华为的消费者倾向造成打击。
虽然华为手机无法盈利，但是成为新庞氏骗局的支撑点。华为手机本身不能盈利，不能给华为带来资金收益。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华为不应该疯狂投入和扩张，而是应该放弃。但是，如果从庞氏骗局的角度，华为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合理。华为手机业务的迅猛成长，起到两个关键作用，一方面 带来巨额现金流，华为可以通过拖延对供应商的付款，使用巨额现金流，另一方面催大华为的规模，进而华为可以根据业务规模从银行和基金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
手机业务的庞氏规模超乎一般人的想象。金立手机作为一个很小的山寨机品牌，只是在几百元的功能机时代知名，在智能机竞争中完全小小不言，而金立倒闭时爆出200亿债务无法偿还的消息。而华为手机的2018年销量达到2亿台，单机价格数千元，总量超出当年金立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于华为不是上市公众公司，财务不透明，可以通过截留现金和各类外部贷款，欠款几千亿元而基本不被关注。
5G市场是华为的主打目标。华为在手机业务截留现金，主要用来支持公司坚持到5G时代。华为看到5G市场的广阔前景，已经进行巨额的研发投资，而且积极参与到5G市场的标准制定。按照华为的打算，随着5G市场的到来，华为可以快速占领市场，成为主要巨头之一，从5G的巨大市场中，获得丰厚的收益。按照华为的展望，如果能占据5G市场相当份额，就可以实现丰厚的利润，完全可以解除手机业务和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危机。
华为过度宣传5G市场，到了接近幻想的程度，属于典型的中国梦。华为在国内大规模宣传，宣扬5G市场的广阔前景。这些宣传让绝大多数希望了解未来市场趋势，不懂行的中国人对5G产业的规模和利润产生完全脱离现实的期望。在此基础上，华为再宣传自己在技术上是世界第一，远超其他厂商，可以轻易成为市场第一。5G市场超乎想象的规模，以及华为超乎想象的竞争优势，意味着华为将获得超乎想象的市场和利润。中国的“大国崛起”、“厉害国”、“2025”宣传中，华为的5G也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华为的宣传，当美国禁用华为系统时，华为宣传的态度是，美国将因此落后于世界的5G市场发展。
人们越是面临危急形势甚至绝境时越容易幻想，自我画饼鼓励自己努力前行。华为海军对华为手机的鼓吹，以及华为对手机业务的重视，充分体现出华为对手机业务庞氏骗局的依赖。而华为对5G市场前景的幻想，表明华为已经陷入绝境。（未完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201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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