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中共敢死队的绝境(2)(图)

——再谈华为与中国IT业

2018-12-22 09:35 作者: 王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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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8年12月22日讯】(接前文

二、中共体制敢死队与庞氏绝境

华为受到中共体制支持,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历史,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样的心态下,华为以敢死队的姿态,为体制扩张发动更凶猛的进攻。在进攻中,华为不断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在心理上实现发展和财富感的新高潮。

不过,血汗工厂的表现日益暴露,低利润率的问题日益严重,华为的生存危机越来越难以避免。为了维持生存,华为更加强调狼性文化,实施更加凶猛的扩张。具体来说,华为更积极充当体制敢死队,并且扩大庞氏骗局,试图以规模增长避免破产倒闭。

华为扩张的结果是,从短期避免破产命运,但同时挖更大的坑,将更多人和财富席卷到庞氏骗局中,走向无法挽救的绝境

1、 深陷低利润率泥潭

血汗工厂与低利润率相互促进。华为以血汗工厂起家,希望通过规模发展,再升级到高利润模式。只有高利润才能支持巨额的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在技术进步的竞争中生存。

华为代表中国经济的血汗工厂困境。华为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汇集成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

华为试图升级到高利润模式的态度,反映到中共体制的态度,变成升级转型、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口号。而且,华为是中共“2025”的榜样和主干。

不过,无论华为还是中国经济,努力进行的所谓升级转型,都只是给自己画饼充饥。中国的血汗工厂根本无法升级为高利润模式。即使中共试图实施弯道超车,以大规模的知识产品模仿、抄袭、剽窃、偷盗和强迫转让,也无法实现高利润。

A、 文化决定利润率

从基础上,高利润来自于高精尖新科技,而高科技来自于高知识。高知识具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即马克思/共产主义描述的阶级性。从社会角度,只有在尊重规律、法制健全、文化相对宽松、支持创新思想的环境中,才可能有思想和知识创新,正确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加上思想和知识创新,才能产生可持续的高知识,进而产生高技术。而且,只有在法制保障下,新知识和新技术才能够成为知识产权,进而创造相应的利润。只有高知识和高技术创造的商业系统和企业模式,才可能成为可持续的利润基础。

从具体的区域角度,高知识的文化阶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只有在犹太教/基督教社会中,欧美等中产以上的家庭,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家庭教育系统完整、家庭文化环境宽松、社区学校教育质量较高、孩子之间相互竞争合作,才能批量产生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才,进而在这些人才中出现创新思想。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仿效和学习欧美文化与法律体制,才跟随发展。日本最早脱亚入欧,大力引进西方模式,加上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大规模改造,也因此最早成为发达国家。而在东亚国家,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在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能力更强,远超中下层家庭。

按照这个模式,中国大陆只能产生血汗工厂。华为是中共无神论体制的一环,其文化基因与中共高度吻合。华为从建立之初就确立血汗工厂模式,即反规律、反高知、反高科技、反知识产权等。虽然华为疯狂追求利润,但是文化基因决定,其运行模式的结果是反高利润。华为的狼性文化是反高利润的血汗工厂的集中体现,任正非家族通过狼性文化达到个人高利润的目的。

任正非建立华为,确立华为的血汗工厂基因。任正非生长在贵州贫困地区,在中共统治毛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父母教师又在贯彻毛文化的思想,家庭长期贫困,信息闭塞,而且在中共军队里长期生活。按照履历和能力,任正非不会被任何一个高科技公司录取,因为与高科技公司的文化格格不入,更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按照任正非的成长模式,即使建立华为,将华为包装成高科技公司,实质上也是血汗工厂。

任正非掌控华为,强化华为的血汗工厂基因。在早期,华为处于生存危机中,求贤若渴,希望能够摆脱随时倒闭的危机。李一男作为少年天才在华为脱颖而出,支持华为度过生存困境。但是李一男的个性特点直接威胁到任正非的地位,任正非为了保住位置,实质将李一男开除,进而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打压李一男建立的港湾公司。实际上,李一男只是中流技术人员,模仿抄袭能力强,几乎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即使这样,都让任正非极度恐惧。后来华为招人时特别强调,华为只适合家庭背景条件差的学生,愿意为了赚钱而拼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不适合华为。华为通过新员工的筛选,将具有技术成长和创新能力的员工排除出华为,只选择适合血汗工厂的员工。这种武大郎开店的模式,提前实施劣币驱逐良币,以保障任正非的地位,也强化华为的血汗工厂文化。

华为通过创造出毛时代的氛围,不断强化血汗工厂的文化。 如果进入华为,可以强烈感受到,任正非在复制毛时代的文化,以文革的模式进行操控。 因为,任正非的人生只经历过毛时代、只懂毛时代,只会依靠毛时代的模式,维持自己在华为的地位。不过,在1990-2000年代,社会文化仍然以崇美为主导,毛时代的文化在社会上被鄙视。所以,任正非只是在华为内部推广毛文化,不敢在社会直接宣扬华为的文化实质。后来华为借用当时流行的《狼图腾》延伸宣扬的狼性,开始宣传推广“狼性文化”。可以说,狼性文化是毛文化和文革操作的翻版,只不过换个马甲。

华为的狼性文化在社会中形成鲜明的观点对立:一部分人对华为极为鄙视,完全否定华为的模式。在这些人中,主要生长于大中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视野开阔,推崇欧美教育和文化。在中共的统治下,随着中国文革氛围回潮,这些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声音被压制。另一部分支持华为甚至崇拜华为,占到大多数。

任正非虽然在全国推广狼性文化,但是本人将子女后代送到美国加拿大受教育。任正非和孟晚舟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公司内推行中共的毛文化和文革模式,并且积极推动狼性文化在全国的宣传普及,迫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狼性文化。但是他们自己很清楚,狼性文化是死路一条。所以,两人一边依靠狼性文化疯狂敛财,一边将所有家人送到美国加拿大,让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成为美加创新文化的一部分。 

B、投机模式决定低利润率

从市场的角度,华为起家于投机,而不是坚实的商业模式。按照华为的公开资料,最初源于借助深圳的特殊状况,以偷漏税的方式生产设备,挖掘第一桶金。后来在仿制剽窃盗版的方式,以低价供应交换机设备,降低电信运营商的采购成本,与西方设备供应商竞争。 

低利润率是投机模式的根本问题。在高科技领域,每个独立成功的企业都需要以高利润做支持,而高利润率来自于坚实的商业模式,首先基于自身的技术积累和创新,其次才是管理组织与市场开拓。投机意味着,企业无技术创新,只能依靠低价抢订单实现自身生存。由于投机无法获得高利润率,无法适应科技发展与进步,因此随时在升级换代中被淘汰。

华为在低利润泥潭中越陷越深。着华为的规模扩张,其综合成本越来越高。华为既没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又缺乏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更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无法创造出高利润。面对日益高昂的成本以及低利润率,华为面对的处境日益艰难。华为只能按照过去的操作模式,试图通过强化血汗工厂的压榨,在低利润率中增加一点点利润率。华为的“狼性文化”、对35岁以上员工的无情裁员、不断推动销售增长,都是华为试图增加利润率的血汗工厂举措。但是华为的血汗工厂压榨,反过来更导致长期利润率不断降低,企业更不可能形成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创新。

具体地说,华为的低利润率无法独立支持对5G的巨额研发投入。在商业周期中,华为在4G电信设备市场的竞争中,依靠中共体制的出口信贷,以低价抢占众多中低端市场,维持规模扩张。但是,随着4G市场饱和,华为的收入潜力基本已经达到尽头。同时,5G的竞争不断激烈,各主要厂家开始进入白热化的市场争夺战。华为由于利润率过低、内部缺乏技术积累,无法支持5G研发的巨额资金,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机。

2、 中共体制敢死队

在具体功能上,华为以私企实现国企功能,而且比国企更加大胆更加激进,可以称为中国体制敢死队。前文已经论述过,华为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包工头、以及国际扩张之矛。按照这三个阶段,华为的敢死队模式,也经历三个过程,树立敢死队模式、世界扩张、挑战欧美。

华为的敢死队功能,源于华为是中国经济的榜样,对中国经济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华为狼性文化在全国的企业得到普及,并且支持中国的毛文化和文革回潮。华为深陷低利润率泥潭,代表中国经济的低利润泥潭,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华为试图以弯道超车的方式升级转型,也带动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


华为,其实就是中共体制下的敢死队(图片来源:CHRISTOF STACHE/AFP/Getty Images)

华为的敢死队角色,主要经历生存、发展和高潮三个阶段:

A、 生存阶段:进口替代确立敢死队模式

最初,西方电信设备巨头垄断中国市场,以极高的价格销售进行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中共体制来说,购买这些高价设备,需要花费巨额外汇,挤占大量其它外汇需求,让体制极为心疼。考虑到巨大的利益,中共体制必须通过操作,对这些巨头实施替代。

中国体制不能自己出手,因此需要敢死队。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共积极招商引资,希望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共的国企没有胆量,以抄袭和盗版的方式,与跨国公司竞争。中共需要私企充当敢死队,抢占跨国公司的市场。如果跨国公司强力反对,中共可以直接让私企倒闭,避免自身的责任。

在电信领域,华为承担起敢死队的角色。华为本身没有研发和生产交换机的能力,于是通过逃税进口设备零部件进行组装,仿制和盗版思科等设备供应商的方案,并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在华为盗版的竞争下,交换机设备的价格降到二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下。华为的行动为体制节约巨额外汇,受到体制的极大赏识。

华为的私企身份反过来对体制形成有效保护。华为以私企的面貌出现,起到了国企无法起到的作用,而且掩护国企的跟进。以思科为主的西方电信巨头,面对华为越来越疯狂的盗版行为,不能直接起诉中国政府或者国企,而只能请求中国政府作为仲裁者,试图以知识产权诉讼阻止华为的进攻。但是,在中共的保护和拖延下,思科的行动几乎没有效果,华为继续迅猛增长。可以说,通过华为的敢死队行动,替代西方厂商设备,中共体制保护华为而不必承担责任,形成体制与华为共同获利的模式。

最初,华为愿意做体制的敢死队主要为了生存。华为属于体制外单位,只能以敢死队的身份出现,得到体制的业务支撑才能生存。另外,由于华为缺乏体制的直接资金支持,不能在体制内养尊处优,而且自身缺乏积累,随时面对生存危机。因此,华为只能不断做体制敢死队,为体制做越来越多的冒死之事,才能获得体制的后续支持,再得到体制的奖赏;

华为变成爱国的代表。起初华为等于爱国,后来是爱国等于华为。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下,党即国家,党代表国。爱党即爱国,不爱党就是不爱国。狼性文化推出之后,华为以敢死队的身份引领中共统治的文化导向,变成愿意为中共体制卖命的代表。在中共的鼓励下,华为以爱党的实质,宣传成爱国的代表。华为水军大批出动,在网络上大肆活动,将华为等同于爱国。随着宣传升级,华为水军升级为海军,宣传也变成变成爱国等同于华为,华为当体制敢死队的角色也日益高尚化。

宣传升级的过程也是华为敢死队的地位日益巩固的过程。华为等同于爱国的例子是,买华为手机代表着爱国。当中国消费者日益变穷时,人们不再购买日益昂贵的苹果手机,转而购买小米、华为、oppo/ivio等国产手机,因此声称自己爱国。在这个阶段,买华为可以说自己爱国。而爱国代表华为则进一步突出华为的地位。在严格意义上,小米、oppo和vivo这些国产品牌手机只是为了赚钱,缺乏爱国的主人翁责任感,不够资格做中共敢死队。只有华为最积极做敢死队,所以爱国就要买华为,买其它国产品牌的意义都不够强。在华为海军的宣传鼓吹下,华为必须以更激进的敢死队行动,证明自己代表爱国甚至垄断爱国的地位。

华为快速发展后,仍然不断加强宣传,强化敢死队的角色,根本还是为了挣扎生存。根据华为的基本模式,华为无法摆脱血汗工厂,而且在低利润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华为想生存下来,必须更积极充当敢死队,强化敢死队的基础角色,以获得体制更大的支持,维持华为的生存。(未完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201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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