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專欄】中共敢死隊的絕境(2)(圖)

——再談華為與中國IT業

2018-12-22 09:35 作者: 王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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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8年12月22日訊】(接前文

二、中共體制敢死隊與龐氏絕境

華為受到中共體制支持,相信自己能夠創造歷史,對未來充滿信心。在這樣的心態下,華為以敢死隊的姿態,為體制擴張發動更凶猛的進攻。在進攻中,華為不斷髮現新的發展機遇,在心理上實現發展和財富感的新高潮。

不過,血汗工廠的表現日益暴露,低利潤率的問題日益嚴重,華為的生存危機越來越難以避免。為了維持生存,華為更加強調狼性文化,實施更加凶猛的擴張。具體來說,華為更積極充當體制敢死隊,並且擴大龐氏騙局,試圖以規模增長避免破產倒閉。

華為擴張的結果是,從短期避免破產命運,但同時挖更大的坑,將更多人和財富席捲到龐氏騙局中,走向無法挽救的絕境

1、 深陷低利潤率泥潭

血汗工廠與低利潤率相互促進。華為以血汗工廠起家,希望通過規模發展,再升級到高利潤模式。只有高利潤才能支持巨額的研發投入,支持企業在技術進步的競爭中生存。

華為代表中國經濟的血汗工廠困境。華為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彙集成整個中國經濟的問題。

華為試圖升級到高利潤模式的態度,反映到中共體制的態度,變成升級轉型、高質量發展、以及「中國製造2025」等口號。而且,華為是中共「2025」的榜樣和主幹。

不過,無論華為還是中國經濟,努力進行的所謂升級轉型,都只是給自己畫餅充飢。中國的血汗工廠根本無法升級為高利潤模式。即使中共試圖實施彎道超車,以大規模的知識產品模仿、抄襲、剽竊、偷盜和強迫轉讓,也無法實現高利潤。

A、 文化決定利潤率

從基礎上,高利潤來自於高精尖新科技,而高科技來自於高知識。高知識具有極強的文化特徵,即馬克思/共產主義描述的階級性。從社會角度,只有在尊重規律、法制健全、文化相對寬鬆、支持創新思想的環境中,才可能有思想和知識創新,正確的思想和知識基礎,加上思想和知識創新,才能產生可持續的高知識,進而產生高技術。而且,只有在法制保障下,新知識和新技術才能夠成為知識產權,進而創造相應的利潤。只有高知識和高技術創造的商業系統和企業模式,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利潤基礎。

從具體的區域角度,高知識的文化階級特徵表現得更加明顯。只有在猶太教/基督教社會中,歐美等中產以上的家庭,物質條件相對優越、家庭教育系統完整、家庭文化環境寬鬆、社區學校教育質量較高、孩子之間相互競爭合作,才能批量產生技術水平較高的人才,進而在這些人才中出現創新思想。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仿效和學習歐美文化與法律體制,才跟隨發展。日本最早脫亞入歐,大力引進西方模式,加上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大規模改造,也因此最早成為發達國家。而在東亞國家,中產以上家庭的孩子,在知識和技術的學習能力更強,遠超中下層家庭。

按照這個模式,中國大陸只能產生血汗工廠。華為是中共無神論體制的一環,其文化基因與中共高度吻合。華為從建立之初就確立血汗工廠模式,即反規律、反高知、反高科技、反知識產權等。雖然華為瘋狂追求利潤,但是文化基因決定,其運行模式的結果是反高利潤。華為的狼性文化是反高利潤的血汗工廠的集中體現,任正非家族通過狼性文化達到個人高利潤的目的。

任正非建立華為,確立華為的血汗工廠基因。任正非生長在貴州貧困地區,在中共統治毛文化的環境中長大,父母教師又在貫徹毛文化的思想,家庭長期貧困,信息閉塞,而且在中共軍隊里長期生活。按照履歷和能力,任正非不會被任何一個高科技公司錄取,因為與高科技公司的文化格格不入,更沒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按照任正非的成長模式,即使建立華為,將華為包裝成高科技公司,實質上也是血汗工廠。

任正非掌控華為,強化華為的血汗工廠基因。在早期,華為處於生存危機中,求賢若渴,希望能夠擺脫隨時倒閉的危機。李一男作為少年天才在華為脫穎而出,支持華為度過生存困境。但是李一男的個性特點直接威脅到任正非的地位,任正非為了保住位置,實質將李一男開除,進而不計成本不擇手段打壓李一男建立的港灣公司。實際上,李一男只是中流技術人員,模仿抄襲能力強,幾乎沒有技術創新能力。即使這樣,都讓任正非極度恐懼。後來華為招人時特別強調,華為只適合家庭背景條件差的學生,願意為了賺錢而拚命,家庭背景好的學生不適合華為。華為通過新員工的篩選,將具有技術成長和創新能力的員工排除出華為,只選擇適合血汗工廠的員工。這種武大郎開店的模式,提前實施劣幣驅逐良幣,以保障任正非的地位,也強化華為的血汗工廠文化。

華為通過創造出毛時代的氛圍,不斷強化血汗工廠的文化。 如果進入華為,可以強烈感受到,任正非在複製毛時代的文化,以文革的模式進行操控。 因為,任正非的人生只經歷過毛時代、只懂毛時代,只會依靠毛時代的模式,維持自己在華為的地位。不過,在1990-2000年代,社會文化仍然以崇美為主導,毛時代的文化在社會上被鄙視。所以,任正非只是在華為內部推廣毛文化,不敢在社會直接宣揚華為的文化實質。後來華為借用當時流行的《狼圖騰》延伸宣揚的狼性,開始宣傳推廣「狼性文化」。可以說,狼性文化是毛文化和文革操作的翻版,只不過換個馬甲。

華為的狼性文化在社會中形成鮮明的觀點對立:一部分人對華為極為鄙視,完全否定華為的模式。在這些人中,主要生長於大中城市、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生活條件相對較好,視野開闊,推崇歐美教育和文化。在中共的統治下,隨著中國文革氛圍回潮,這些人不僅數量少,而且聲音被壓制。另一部分支持華為甚至崇拜華為,佔到大多數。

任正非雖然在全國推廣狼性文化,但是本人將子女後代送到美國加拿大受教育。任正非和孟晚舟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在公司內推行中共的毛文化和文革模式,並且積極推動狼性文化在全國的宣傳普及,迫使更多的中國人接受狼性文化。但是他們自己很清楚,狼性文化是死路一條。所以,兩人一邊依靠狼性文化瘋狂斂財,一邊將所有家人送到美國加拿大,讓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成為美加創新文化的一部分。 

B、投機模式決定低利潤率

從市場的角度,華為起家於投機,而不是堅實的商業模式。按照華為的公開資料,最初源於藉助深圳的特殊狀況,以偷漏稅的方式生產設備,挖掘第一桶金。後來在仿製剽竊盜版的方式,以低價供應交換機設備,降低電信運營商的採購成本,與西方設備供應商競爭。 

低利潤率是投機模式的根本問題。在高科技領域,每個獨立成功的企業都需要以高利潤做支持,而高利潤率來自於堅實的商業模式,首先基於自身的技術積累和創新,其次才是管理組織與市場開拓。投機意味著,企業無技術創新,只能依靠低價搶訂單實現自身生存。由於投機無法獲得高利潤率,無法適應科技發展與進步,因此隨時在升級換代中被淘汰。

華為在低利潤泥潭中越陷越深。著華為的規模擴張,其綜合成本越來越高。華為既沒有合理的商業模式,又缺乏合理的現代企業管理,更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無法創造出高利潤。面對日益高昂的成本以及低利潤率,華為面對的處境日益艱難。華為只能按照過去的操作模式,試圖通過強化血汗工廠的壓榨,在低利潤率中增加一點點利潤率。華為的「狼性文化」、對35歲以上員工的無情裁員、不斷推動銷售增長,都是華為試圖增加利潤率的血汗工廠舉措。但是華為的血汗工廠壓榨,反過來更導致長期利潤率不斷降低,企業更不可能形成長期的技術積累和創新。

具體地說,華為的低利潤率無法獨立支持對5G的巨額研發投入。在商業週期中,華為在4G電信設備市場的競爭中,依靠中共體制的出口信貸,以低價搶佔眾多中低端市場,維持規模擴張。但是,隨著4G市場飽和,華為的收入潛力基本已經達到盡頭。同時,5G的競爭不斷激烈,各主要廠家開始進入白熱化的市場爭奪戰。華為由於利潤率過低、內部缺乏技術積累,無法支持5G研發的巨額資金,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危機。

2、 中共體制敢死隊

在具體功能上,華為以私企實現國企功能,而且比國企更加大膽更加激進,可以稱為中國體制敢死隊。前文已經論述過,華為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進口替代、出口包工頭、以及國際擴張之矛。按照這三個階段,華為的敢死隊模式,也經歷三個過程,樹立敢死隊模式、世界擴張、挑戰歐美。

華為的敢死隊功能,源於華為是中國經濟的榜樣,對中國經濟具有直接的引導作用。華為狼性文化在全國的企業得到普及,並且支持中國的毛文化和文革回潮。華為深陷低利潤率泥潭,代表中國經濟的低利潤泥潭,經濟增長難以為繼。華為試圖以彎道超車的方式升級轉型,也帶動中國經濟的升級轉型。


華為,其實就是中共體制下的敢死隊(圖片來源:CHRISTOF STACHE/AFP/Getty Images)

華為的敢死隊角色,主要經歷生存、發展和高潮三個階段:

A、 生存階段:進口替代確立敢死隊模式

最初,西方電信設備巨頭壟斷中國市場,以極高的價格銷售進行銷售,獲得豐厚的利潤。對於中共體制來說,購買這些高價設備,需要花費巨額外匯,擠佔大量其它外匯需求,讓體制極為心疼。考慮到巨大的利益,中共體制必須通過操作,對這些巨頭實施替代。

中國體制不能自己出手,因此需要敢死隊。在改革開放早期,中共積極招商引資,希望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在這個階段,中共的國企沒有膽量,以抄襲和盜版的方式,與跨國公司競爭。中共需要私企充當敢死隊,搶佔跨國公司的市場。如果跨國公司強力反對,中共可以直接讓私企倒閉,避免自身的責任。

在電信領域,華為承擔起敢死隊的角色。華為本身沒有研發和生產交換機的能力,於是通過逃稅進口設備零部件進行組裝,仿製和盜版思科等設備供應商的方案,並以極低的價格銷售。在華為盜版的競爭下,交換機設備的價格降到二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下。華為的行動為體制節約巨額外匯,受到體制的極大賞識。

華為的私企身份反過來對體制形成有效保護。華為以私企的面貌出現,起到了國企無法起到的作用,而且掩護國企的跟進。以思科為主的西方電信巨頭,面對華為越來越瘋狂的盜版行為,不能直接起訴中國政府或者國企,而只能請求中國政府作為仲裁者,試圖以知識產權訴訟阻止華為的進攻。但是,在中共的保護和拖延下,思科的行動幾乎沒有效果,華為繼續迅猛增長。可以說,通過華為的敢死隊行動,替代西方廠商設備,中共體制保護華為而不必承擔責任,形成體制與華為共同獲利的模式。

最初,華為願意做體制的敢死隊主要為了生存。華為屬於體制外單位,只能以敢死隊的身份出現,得到體制的業務支撐才能生存。另外,由於華為缺乏體制的直接資金支持,不能在體制內養尊處優,而且自身缺乏積累,隨時面對生存危機。因此,華為只能不斷做體制敢死隊,為體制做越來越多的冒死之事,才能獲得體制的後續支持,再得到體制的獎賞;

華為變成愛國的代表。起初華為等於愛國,後來是愛國等於華為。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黨即國家,黨代表國。愛黨即愛國,不愛黨就是不愛國。狼性文化推出之後,華為以敢死隊的身份引領中共統治的文化導向,變成願意為中共體制賣命的代表。在中共的鼓勵下,華為以愛黨的實質,宣傳成愛國的代表。華為水軍大批出動,在網路上大肆活動,將華為等同於愛國。隨著宣傳升級,華為水軍升級為海軍,宣傳也變成變成愛國等同於華為,華為當體制敢死隊的角色也日益高尚化。

宣傳升級的過程也是華為敢死隊的地位日益鞏固的過程。華為等同於愛國的例子是,買華為手機代表著愛國。當中國消費者日益變窮時,人們不再購買日益昂貴的蘋果手機,轉而購買小米、華為、oppo/ivio等國產手機,因此聲稱自己愛國。在這個階段,買華為可以說自己愛國。而愛國代表華為則進一步突出華為的地位。在嚴格意義上,小米、oppo和vivo這些國產品牌手機只是為了賺錢,缺乏愛國的主人翁責任感,不夠資格做中共敢死隊。只有華為最積極做敢死隊,所以愛國就要買華為,買其它國產品牌的意義都不夠強。在華為海軍的宣傳鼓吹下,華為必須以更激進的敢死隊行動,證明自己代表愛國甚至壟斷愛國的地位。

華為快速發展後,仍然不斷加強宣傳,強化敢死隊的角色,根本還是為了掙扎生存。根據華為的基本模式,華為無法擺脫血汗工廠,而且在低利潤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華為想生存下來,必須更積極充當敢死隊,強化敢死隊的基礎角色,以獲得體制更大的支持,維持華為的生存。(未完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201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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