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大饥荒:记住人祸黑暗罪恶 是为了远离它(图)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2019-01-14 12:00 作者: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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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图为大饥荒惨况。
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图为大饥荒惨况。(网络图片)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铇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铇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讬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铇花生芽(去年铇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铇得差不多了)。我铇着,铇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份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份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藉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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